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了《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其中增加了“交叉学科”这一大类，下设6个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赫然在列。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各大学已经开设了许多以特定国家或地区为名称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协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中国“入世”之后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外交事业的繁荣，特别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也迎来发展机遇。以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为代表的综合性学术平台相继建立，许多高校也增设国别与区域研究二级学科，涉及语言、文学、文化、政治、经济诸领域。这对新形势下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区域国别学绝非几门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各学科相互渗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不同于现有一级学科范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并成为知识增长的新领域。因此，有必要基于历史经验，对决定学科发展方向的几组重要关系进行梳理、说明并提出方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需要的区域国别学。
第一，执行国家战略与获取人类整体性认识。作为一门实用型学科，区域国别学应通过对世界其他地区、人群的考察，建立相应的智力支持和知识储备，从而帮助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事务并有效维护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方面的核心权益。以国家战略为导向是区域国别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过度关注国家战略，会对国家发展及学科建设产生不利影响。以区域研究起步最早的美国为例，政府情报部门和私人基金会的深度介入使区域研究成为权力和资本的附庸，带来短视化和工具化倾向。这使区域国别学长期陷于学理基础匮乏、架构支离破碎的境地，并在冷战结束后迅速衰落。有鉴于此，在坚持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同时，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还需拓展和深化对于全人类的整体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应充分认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尽可能抛弃先入为主的观点，在植根于当地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阐释，依靠长效的交流合作机制，让当地学者为自己发声，从而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性”知识。这些知识的共有与共享，既向世界各国人民提供满足其实际需要的替代性公共产品，又无疑成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资源。
第二，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一直以来，美国的区域研究都建立在所谓“普世价值”的预设之上，把现代民族国家当作分析的基本单位，着重关注其当下涉及社会精英阶层的政治经济事件，而历史传统则由于“过于复杂”且与现实政治缺乏直接的关联，被束之高阁、抛诸脑后。其后果是，一方面，由于无法溯及影响社会现实的长期性、规律性因素，很难对重要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和阐释；另一方面，单一的国家视角又遮蔽了以历史、宗教、文化、地理、族群为纽带的国际交往对特定政治单元或经济体的形塑作用，而新等级秩序更抹杀了对象国的国情特色并割断了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因此，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须将历史与现实及其所代表的差异性与共同性紧密结合在一起。例如，可将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如生态环境问题、贫困问题、疾病问题、安全问题等，设置为研究主题，探讨其在不同地区、国家、人群、文化中的具体表现、历史发展、知识谱系及应对差异，并通过比较和区分，阐明人类社会的共识，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借鉴。
第三，社科方法与人文方法。美国的区域研究，从建立开始，虽然一直宣称融合了各学科的理论、方法与观点，但占有主导地位的仍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体系，特别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于经验数据的分析模式，从而使其研究呈现出“定量化、实证化、公式化”的特征。尽管如此，这一研究模式却远远未能帮助区域研究获得其所倡导的“全面、客观、纯粹”的知识，相反，却在探索人类精神生活、处理社会复杂关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构建宏观理论体系时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近年来，随着新政治经济学、族裔研究、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等前沿学科的兴起，美国区域研究的唯科学论倾向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人文与社科等方法已成为大势所趋。值得欣喜的是，在顶层设计的过程中，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然考虑到了方法论上的融合问题，从政治学到文学再到历史学，将量化分析、文本细读与史事考证有机整合起来，并最终导向为一种对作为人类生存“意义之网”的文化系统进行深度剖析的解释科学。
第四，区域国别学与各相关学科。就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由于其概念、理论、方法均来自其他学科，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独有的、统一的研究范式，再加上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缺少长期的学术积淀，因此常常被视为其他专业的衍生物，处在学科体系末端，地位较为尴尬。实际上，对于区域国别学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新兴学科而言，须将其视为关联学科的交汇点和综合实践平台。也就是说，区域国别学不仅是跨学科的，更是超学科的，其独特意义表现在对于本土性经验的挖掘和推广上。由此出发，一方面，可以吸收、借鉴相关专业的理论成果并对地方事物加以考察和分析；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基于在地化的知识提出新观点、发现新问题，并对这些理论成果进行检验、拓展与修正，将地方性经验上升为人类社会的一般认识，推动相关专业的跨越式发展。在这方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克利福德·格尔茨、吉列尔莫·奥唐奈等人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表率。正如他们所展现的那样，区域国别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本就应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关系。
因此，在建立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过程中，须重视并协调好上述四组关系。建设融国家战略与人类整体性认识、历史传统与当下现实、人文理念与社科方法、本土知识与宏观理论于一体，并以问题性、比较性和在地性为特色的新兴学科，一定能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为中国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