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碑铭赞文书是敦煌修功德记、墓志铭、邈真赞等人物传记文献的简称。上起于唐初的《常何墓碑》写本，下迄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李存惠墓志铭并序》，前后约360年。除第一篇为唐初中原传抄本外，其余大部分集中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从圣历元年（698）《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P.2551）起，记载敦煌地区约300年左右的历史。

　　何谓敦煌写本碑铭赞

　　敦煌碑铭赞碑文主要集中于吐蕃统治前后到张议潮、张淮深任归义军节度使时期，记载这一时期敦煌历史比较详细。而邈真赞以归义军时期的晚唐五代为主，前期（晚唐）简略，五代以后渐少，以五代时期的邈真赞记载详细，史料价值较高。敦煌碑铭赞记载的敦煌历史、敦煌名人名僧的事迹，正史和其他文献中记载甚少或者根本没有记载。

　　敦煌本碑文与莫高窟营建密切关联。敦煌本碑文主要是功德记碑的抄本，有部分碑文的原碑或拓片至今仍保存下来了。如P.2551《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P.3608、S.6203、P.4640《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P.4640《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等。但其中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这些碑文抄本就显得更为珍贵。敦煌文书中的这些碑抄是关于敦煌莫高窟部分洞窟营建过程和塑画内容记载资料，大部分碑文所指的洞窟都可以考证出来。

　　按照当时敦煌的习俗，每建一窟都要竖碑记事，颂扬功德。虽然目前大部分原碑已看不到了，但由这些碑文抄本可得知其大概，由碑文的记载可以推断敦煌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和时代背景等。

　　敦煌本墓志铭目前仅发现八篇，有李明振、张淮深、阴善雄、罗盈达、张氏、刘金霞、李存惠等人的墓志铭，陈祚龙《敦煌铭赞小集》《敦煌古抄碑铭五种》并校录其中七篇。其中《张淮深墓志铭》历来倍受学术界重视，墓志铭称张淮深“政不遇期，竖牛作孽，君主见欺，殒不以道”，由此得知张淮深是在归义军内部政变中被杀的，但发动这场政变的是何人，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一种认为是索勋，一种认为是张淮深之庶子延思、延嗣和张淮鼎。目前仍无统一的看法。

　　邈真赞，又作写真赞、图真赞、真仪赞、邈影赞、彩真赞，或简称作赞。其义相同。邈，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邈，貌。就是描画，……邈字原来应该作‘貌’。‘貌’的本义是容貌，转成动词，作图写容貌解，读作入声。”陈祚龙、荣新江等辑录中一律改“邈”作“貌”。P.3627《王陵变》：“诏太史官邈夫人灵在金牌之上。”P.3697《捉季布变文》：“白土拂墙交（教）画影，丹青画影更描真。”所以，“邈”字原义应直解作描画。从敦煌邈真赞来看，“邈”与“写”“图”义相同，“真”乃容貌。敦煌文书中，没有以“貌”来代替“邈”的情况，也说明“貌”不包含“邈”的整个含义。若画像时敷之以彩，又名彩真赞。按照当时敦煌风俗，每次画像，必请人题赞，备述主人翁功德业绩。敦煌本邈真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邈真赞，按照写作时间可分为生前所撰和死后所撰。敦煌文书所出的生前写真赞并不多：P.4660《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耳顺从心，色力俄衰。”赞撰写于广明元年（880），而悟真卒于895年。P.3718《张良真生前写真赞并序》：“龄当八九，晓悟幻化之躯；恳慕真宗，妙达一如之理；每念聚有限，变灭将临四蛇；不顺于胸怀，二鼠暗吞于己体。时乖刻像之侣，家亏千子之用。倏俄寿尽，复恐世仪有之。偶因凋瘵，预写生前之容，故命良工，爱绘丹青之貌。”这些记载看，这些人或年事已高，或疾病在身，以防死后祭礼有亏，故事先请人画像写赞。大部分邈真赞撰于死后，若没有特殊情况，约在七日之内。

　　邈真赞若按其用途来看，可分为供养像和遗像赞两类。供养像，按其画的质地有画在丝帛上和莫高窟各洞窟的墙壁上。邈真像，即邈真赞所赞篇主之像，有同于现在的遗像。这些像基本上画于篇主死后不久。P.466《金光明寺索法律邈真赞并序》：“奈何梦奠，交祸所钟，风灯运促，瞬息那容，绘像真影，睛眄邕邕，请宣毫兮记事，想殁后兮遗踪。” P.4660《王景翼邈真赞并序》：“临纹之哽噎，写真迹于真堂。”《张禄邈真赞》《河西管内僧统邈真赞》《沙州释门张僧政赞》《张兴信邈真赞》等赞文中标明撰写地点：“题于真堂”，姜亮夫、颜廷亮认为是张球堂名，笔者认为当是影堂、灵堂更切合实际。

　　另外邈真像还在送葬时使用。P.2856《乾宁二年营葬都僧统榜》排合葬仪中有灵车、香舆、舆、钟车、鼓车、九品往生、生仪舆等，“邈舆，仰子弟庆□律师，智刚律师”，“生仪舆，仰当寺”。邈、生仪当与邈真像有关，很可能邈舆是安放被葬的画像。九品往生舆可能是安放供养像的。由此推测邈真像就是在送葬时用以招亡人之灵魂送往葬地，是葬仪中必不可少的仪式。所以，每当人年事已高，即绘真像请人写赞。死后首先要办的，就是为死者图绘真容，写歌颂死者一生业绩德行的颂辞，并写一方墓志。

　　邈真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一种特殊作品，应是图文并存、序赞并具。但是，在长期传抄过程中，特别是敦煌文书保存下来的邈真赞是作为寺学学生们学习时的范文传抄下来的，所以前期（晚唐）的邈真赞仅保存赞文部分，后期（五代）序赞并具。单纯的图文并存的邈真赞，我们还未看到过，仅知道日本博物馆藏绢画《张氏邈真像并赞》是图文并具的文书，但是这些邈真赞一般与邈真画、幡画绘制在一起。这也说明赞文与画像为同时所作。

　　敦煌碑铭赞研究所获

　　敦煌写本碑文、墓志铭、邈真赞等人物传记资料，是研究敦煌及晚唐五代宋初西北地区历史的重要文献。从蒋斧《沙州文录》开始，学术界已注意到这部分文书的重要性。陈祚龙《敦煌铭赞小集》（《大陆杂志》63卷第4期）《敦煌真赞研究》《敦煌古钞碑铭五种》（《敦煌文物随笔》）等辑录了相当数量的墓志铭、邈真赞。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墓碑、邈真赞、别传、功德记等”部分在前人辑录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辑录，共收录这类文书106篇，若去掉混杂于其中的都僧统帖及建窟发愿文、题记等，约有90余篇。这是目前见到收录最多、最完整的辑录。

　　但是，唐耕耦等辑录存在一些不足。其一，收录不全。如P.2482、P.2970、P.2991、S.289、P.3518、S.1523、P.3770、P.2021等大量重要碑铭赞文书都没有收录进去，使人无法从他们的辑录中看到敦煌碑铭赞的全貌，运用这些文书研究时深感不足。其二，这个辑录没有注意到各卷碑铭赞文书的相互关系。P.2913、P.3556、P.4660等卷文书辑录中，省略前部残缺部分，失去互相拼接缀合的可能性，无疑是很大的不足。因此，编辑整理出全部敦煌碑铭赞文书，是学术研究的迫切要求。

　　基于这种原因，笔者从1989年开始着手编著《敦煌碑铭赞辑释》，历时三年，方才撰成，辑录碑铭赞文书47卷，135篇。其中碑文32篇（重出5篇）、墓志铭8篇、别传1篇、邈真赞94篇（重出3篇），就我们当时所见到的敦煌文书中关于碑文、墓志铭、邈真赞等人物传记资料都收录进去了，并以《敦煌碑铭赞辑释》为名于1992年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出版后得到学界好评，与饶宗颐先生他们研究思路可以互为补充，饶宗颐先生称这部书“有类于《元史本证》”，应当是对笔者的研究最大的肯定和褒奖了。但是，该书出版之后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留有诸多遗憾。

　　《敦煌碑铭赞辑释》出版之后，学术界相继有周绍良《全唐文新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陈尚君《全唐文补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饶宗颐主编、姜伯勤、项楚、荣新江著《敦煌邈真赞校录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和张志勇《敦煌邈真赞释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编撰中收录部分碑铭赞录文，为学者进行碑铭赞研究进一步提供了资料。

　　深入敦煌碑铭赞研究

　　但是，多年来相关研究者所依赖的参考资料，主要还是《敦煌碑铭赞辑释》。随着不断使用，我们发现很多问题，主要是释文错误较多。究其原因，除了自己学识背景之外，还因当时研究条件所限，没有清晰图版资料，仅靠《敦煌宝藏》和微缩胶卷释录，难免辨识有误。

　　近些年，《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英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大量敦煌文献刊布，特别是很多关于敦煌碑铭赞的资料及研究论著的增加和补充，为敦煌碑铭赞辑释提供了新鲜血液。

　　针对这些问题，从2010年开始，笔者一边从事其他研究，一边对碑铭赞的内容进行修订。第一，增补原先没有收录的碑铭赞文书。第二，增补校释内容，特别是敦煌文书内容。经过增补修订的《敦煌碑铭赞辑释》，使原书的规模增加很多。原来收录碑铭赞135篇，经过这次增补修订，已经达到211篇，130万余字。其中有很多碑铭赞非常重要，上海博物馆藏第40《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李庭光莫高灵岩佛窟碑并序》残片、敦煌写本P.2765（P.t.1070）大蕃古敦煌郡布衣窦昊撰《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等文本，对研究敦煌石窟和敦煌史地价值很高。

　　笔者认为，研究唐朝政府与归义军节度使关系，特别是研究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归义军史，必须加强对敦煌碑铭赞的深入研究。有几个问题应该引起学界关注：一是修建石窟的功德记越来越少，而修建的石窟越来越多、功德记体例的演变问题；二是归义军与周边关系活动越来越紧密，行客、使客、僧客的记载频繁出现，归义军客司的设置问题；三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粟特及其各个少数民族活动状况，特别是铁勒部的活动情况，归义军与凉州、甘州、肃州、伊州、西州、于阗、南山关系的演变问题；四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社会生活状况、归义军佛教教团制度完善、出家僧尼的试经制度等问题。

　　（作者系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敦煌与西域文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