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主题会议上，笔者发表《白银货币化：明朝中国与全球的互动》一文。当时的评议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慕兰提出了“白银货币化对清朝影响”这一问题。这正是本文探讨的缘起。有关明清鼎革方面的研究不胜枚举，但对于白银货币化与清朝的关系，几乎没有先行的研究。清朝是传统中国君主专制的最后一个王朝，但清朝为何能够成功取代旧王朝，统治中国长达200多年？迄今为止，学界一直争议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欲要解开这一谜团，需要注意到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市场经济的萌发，开启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推动了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发展进程的起源。这既是一个讨论明清鼎革的新视角，又涉及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中国史乃至全球史研究中的根本性问题。笔者尝试贯通断代、联通中外，将之置于中国史与全球史的整体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初步考察，探讨清朝何以拥有稳定政权的历史经验。清朝的建立，首先面临的不是所谓“新清史”讨论的焦点——“民族”“文化”问题，而是政权的生存问题，财政是政权建立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自清朝肇始，其选择的道路，不单单是旧王朝的更迭，而且是一种回归——接续了明朝开启的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之路。就此而言，清朝合法性建构的过程——重建中央集权新王朝的过程，也是重建传统中国向早期近代中国转型的过程。

　　开启早期近代化进程

　　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是中外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话题，但“近代”与“近代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近代”是一个时间概念，根据中国历史分期，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近代化”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起源于更早的时期。考虑到一些学人时常混合使用“近代化”与“现代化”的概念，但近代与现代是否可以通用，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所以，本文采用“早期近代化”一词，旨在区别于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近代化”历史进程。

　　以民间社会第一手土地买卖契约为基本史料，从货币经济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化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发现明代白银货币化崛起于市场。明代市场经济的萌发，孕育了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时期市场扩张的共生性因素——早期市场经济，启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引领了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的连接和中国社会的早期近代化转型。由此，明代白银货币化，可以视为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起源。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开启的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在明代仍处于过渡期，是一种进行时，而非完成时。

　　对于民间社会土地买卖契约文书、《万历会计录》等官私第一手文献和最新“江口沉银”考古资料的研究表明，中国并不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出现一系列近代化变革。明代白银货币化不仅与一系列制度变迁同步，完成于财政货币化，而且与晚明社会变迁兼行，与国家和市场/社会结构性调整呈现出相互重叠的共生演化过程。由此，明代内生原发型的变革推动了中国积极主动地走向全球近代化大合流，参与了第一个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建构。

　　不仅如此，明代白银货币化改变了中国两千年以实物与力役为主的传统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近代财政体系转型，从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明代整个国家呈现出向早期近代转型的态势。由此，近10年前笔者提出了明代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观点，认为这一特定范畴的国家转型是中国独特的近代转型路径。

　　对于清朝，我们要探讨的是其何以稳定政权的历史经验。清初，面对一片萧条的市场和民穷财匮的社会，恢复财政治理成为清王朝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清朝文献通考》开篇是“田赋考”和“钱币考”，这并非是清人的独创，而是沿袭马端临《文献通考》体例，即“二十四门以田赋为首”。由此可见，清朝从恢复传统入手，通过田赋与钱币的治理重整天下，避免明朝、李自成和张献忠政权败亡的覆辙，渡过了开国危机。同时，也正是因为其选择回归了明代开启的传统中国向早期近代中国转型的过程，才成功地重建了一个稳定的新王朝。

　　延续早期近代化进程

　　明代中国对清朝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白银货币化开启的中国走向早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在清朝没有断裂，而是一直在延续。

　　明末中国早期近代化转型过程一度遭遇挫折，国家与市场/社会博弈白炽化，导致万历皇帝亲政后出台了财政治理新形态——内官税收体制。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一税收体制的出台表明明末中国社会仍缺乏制衡皇权的力量，无法建立强有力制衡皇权的近代政治体制。因此，在明朝灭亡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是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李自成和张献忠皆以失败告终。清朝则以“回归”与“重建”成功地完成了新旧王朝的鼎革。更重要的是，在王朝鼎革之际，“死的没有拖住活的”，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没有断裂，而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清承明制成为清朝“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来源，集中表现在清朝入关后，几乎立即宣布遵行明朝《会计录》的财政税收定额。明朝万历年间，《会计录》只有一部，即《万历会计录》。此后，清朝在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规划编制的《赋役全书》基础上，于全国编制订正《赋役全书》，从而奠定了中央集权财政货币化税收的坚实基础。顺治十四年（1657）清朝颁布《赋役全书》云：“纲举目张，汇成一编，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庶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为一代之良法，垂万世之成规。”由此可见，清朝以承袭明朝赋役—财政改革定制稳定政权。

　　既往学界研究集中于清初赋役政策与制度，尤其是对于清朝一条鞭法改革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却忽略了清朝所承袭的明朝赋税内涵的重要变化。根据笔者对《万历会计录》的整理与研究，张居正审时度势的财政改革，基本点有二：一是以白银作为统一的财政会计计算单位；二是以白银作为统一的税收形态，形成了走向货币财政的两个统一，中国从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传统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近代财政体系转型。明朝改革的核心是从赋役制向赋税制的转变，既是制度变迁也是财政体系转型，更是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这是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认真辨析清朝继承明朝相关文本的内涵，可见清初的“回归”具有特殊意涵。清代接续明末编撰的《赋役全书》，加大力度推行中央集权的赋役货币化改革，是明朝财政货币化过程的延续，也是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延续。

　　清朝建立的重要前提是明清之际已出现的农业经济和早期市场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此时建立在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旧的货币与财政制度已被破坏殆尽。清初的“回归”是在从农业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回归”，是在二元经济基础上赋役国家向赋税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建”。清朝的制度选择，是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之上继续改革前行。清朝通过“摊丁入亩”等措施，建立了从赋役制向赋税制推进的货币财政制度，同时建立了适应二元经济基础的银钱复本位的二元货币制度。二者相辅相成，标志着清朝比较妥当地处理了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博弈关系，延续了明朝启动的经济转型过程和走向早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第一波，标志着全球近代化的历史变革开始推进，是全球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明清鼎革之际，存在着17世纪的“全球危机”，即全球共生与共时性的经济衰退、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中国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市场的大衰退自16世纪末开始启动，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仍没有结束，持续时间在半个世纪以上，至清朝康熙年间，即17世纪结束之时，才逐渐缓和与消解。

　　清朝的选择是基于当时国际国内情况做出的合理选择，但更重要的是，清朝没有脱离全球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一般而言，学界关注较多的是清初的海禁和迁界，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至康熙帝重新对外开放，中国市场才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而且学界往往局限于对白银输入中国的探讨，却忽视了清初引进铜材铸币也是与国际市场接轨以解决明末白银危机的重要举措，这是清初并没有完全脱离全球市场的证明。

　　在经过明末短暂的与全球市场分流之后，清代中国依然参与了全球近代化潮流，与全球近代化是大合流而非分流。清朝极大地发挥了传统大一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收复了中央集权国家对于货币的垄断权，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中强调了国家主导，并不遗余力地平衡市场银钱比价以掌控市场，使得中国在全球市场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仔细辨析清朝“回归”与“重建”的具体内涵，清朝没有脱离明朝开启的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轨道。就此而言，清朝也没有脱离全球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独特的早期近代化经验

　　财政对国家和社会的历史转型演进过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西方经验而言，财政对于西方国家从中世纪到近代转型具有重要作用。熊彼特说，税收不仅有助于国家的诞生，也有助于它的发展。他认为税收不但有助于现代国家的诞生，更是现代国家发展的推动力量，所指就是中世纪晚期西欧从家财型国家转向了税收国家。在此基础上，刘守刚从财政类型进行分析，认为从西欧历史来看，现代国家的成长过程，实际上伴随着财政从家财型向税收型的转型。而从“财政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家财型财政向税收型财政的转型，也推动了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市场经济”概念来自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西方“市场经济”的概念，所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文提到的明代市场经济的萌发，则特指早期近代市场经济，或称早期市场经济，与之对应的概念是传统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的产品不是为了交换，或者说主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需要而生产的。早期市场经济的产品则是为市场交换而生产，交换的媒介是货币。明代赋役——财政改革，全面推行货币税收，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使得农民必须将农产品带到市场上去卖掉，换回白银以缴纳赋税。不仅如此，明代还全面推行以银代役，使得劳役向赋税转化。物物和人力交换是传统自然经济的交换特征，货币经济是使用货币进行交换的经济，而交换是在市场上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经济就是早期市场经济。

　　明代白银货币化崛起于市场，是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体现了市场经济萌发，突出了市场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将之称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清朝建立以后，虽然存在政治体制不变的种种局限性，但是全面吸取了明代传统财政中央集权制向财政分权制转变、地方财政体制逐步形成的经验与教训。清朝一方面确立了中央集权政治与财政体制，户部为全国财政税收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重新确立了国家铸币权，意味着重新拥有货币的垄断权。清朝发挥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优势，力图以国家“看得见的手”主导市场“看不见的手”，通过进一步的田赋与钱币治理——摊丁入亩的财政货币化改革和建立银钱复本位的银钱并行制，建立了符合二元经济过渡期的财政与货币双轨制度——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这改变了明朝因对白银货币失控，不能建立银钱并行制度，从而导致货币垄断权丧失殆尽的被动状况。

　　清朝编订的《赋役全书》开启了货币财政的制度化发展进程，成为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过渡的标志性成果。其既宣告了传统赋役制度的终结，也标志着近代赋税管理的开端，或者说启动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财政数字化管理。“回归”与“重建”形成两条主线，相辅相成。转型期的新旧双重属性，决定了清朝的实用理念，从而使得改革进程沿着这两条主线在不断深化，推动了从赋役制向赋税制的平稳过渡，形成了新的发展格局。由此，中国的近代化转型进入新的阶段，奠定了一个强盛中国的基石，这是中国独特的早期近代化历史经验。

　　修正以前的认识

　　长期以来，概括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主流研究，存在如下问题。第一，不少研究明显地受到“西方中心论”影响，从西方历史经验出发，以全球化开端于西方大航海，中国“卷入”了全球化，或以西方资本主义或西方商业革命为参照系，不能摆脱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经验研究中国独特的近代化历史发展道路；第二，研究大都以1840年为起点，明显地受到了西方冲击—反应论的影响，没有将此前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列入考察范围。因此，目前对于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起源问题，尤其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发展进程的探讨尚显不足，缺乏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置于长时段的全面综合考察。因此，重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选取全球史视野下的明代白银货币化作为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起源和过程进行探讨，旨在强调中国具有自身独特的近代化历史发展道路，是有意义的。历史事实证明，各国近现代化道路千差万别，不存在“标准的”近现代化模式。中国具有独特的近代化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近代化阶段和近代化阶段。从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起源到鸦片战争，是早期近代化历史发展阶段；鸦片战争以后，是中国近代化历史发展阶段，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两阶段论。

　　发覆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发展进程可见，研究明代白银货币化开启的中国早期近代化，不仅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解释范式，更重要的是可以发现一个解读转型期历史的关节点。将明清鼎革的历史置于从传统至早期近代转型定义的历史时期，明清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是从特定的中国本土历史经验提炼出的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理论。从明清鼎革的中国本土历史发现的传统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处于经济全球化第一波之中，“死的没有拖住活的”，也无关“民族”“文化”。清承明制的“回归”与“重建”，是继承也是变革。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早期近代转型过程没有断裂，中国近代化发展进程仍然在延续，而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外，中国与全球近代化发展的大合流趋向，也没有发生分流。

　　历史表明，断代史不是断裂的，中外近代化历史进程也不是分隔的，肇始于明代的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是曲折的，但是连续的，在清朝前期并未停顿，是全球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两个阶段，具有不同的阶段特征。直至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被动地进入了工业革命后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那已经是全球化的第二波，中国由此结束了自身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但是，明清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这段历史，不应被遮蔽和遗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研究”（17FZS05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