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亚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亦被东亚各国广泛接受与学习，“代言”文便是其中之一。所谓“代言”文，即以假托形式代他人立言之文，主要由作者在假设语境中扮演某个角色或为角色“配音”，以“设身处地”或“感同身受”的方式替代言对象说话，实现“角色扮演”，进而表达某种思想情感、审美体验。古代朝鲜文人作有大量此类文章，朝鲜文人别集中往往存有整卷各种题材的“代言”文，如姜沆《睡隐别集》（“课制”卷）、郑士兴《晩洲先生集》（卷三、卷四）、金龟柱《可庵遗稿》（卷十八）、姜锡圭《聱斋集》（卷六、卷七）等都收录数十篇“代言”文，散见于文人别集中的“代言”作品更是数量众多、题材多样。朝鲜“代言”文是受中国文化影响而产生、具有强烈的现实功用性和特殊文学史意义的文类。

　　多以中国历史人物为代言对象

　　朝鲜“代言”文的代言对象多为中国历史人物，包括汉高祖、汉文帝、唐太宗、唐肃宗、宋仁宗等帝王君主，孟子、贾谊、班彪、李白、杜甫、李翱、欧阳修、苏轼、程颐等文人学者，乐毅、白起、张良、萧何、霍去病、郭子仪、李纲、吕夷简、寇准等政治人物，亦有未明确指出名姓者，如燧人氏之民、平津侯门客、汉朝群臣、唐朝群臣等，代言对象身份各异。

　　这些“代言”文营造出今古转化的场域，作者站在被代言对象的立场上，将自我代入异域异代，但侧重点却有所不同，体现出独特的审美意识。例如，代东晋顾荣送张翰，朝鲜文人均站在顾荣的立场上，抒发对张翰的送别之情，但叙述重点各异、情感表达不一。尹推《代顾荣送张翰归江东序》抒发了自己（“顾荣”）不能与张翰一起归隐的遗憾、愧疚之情，“今其归也，乃独不能与之同。君则无愧于古人，而我则有负于君矣”。尹善道《送张翰归江南序》开篇云“士君子生斯世，出与处而已矣。出处之道，时而已矣。时可出而处则非道也，时可处而出则亦非道也”，全文以此为话题敷衍展开，俨然是一篇讨论“时”与“出”“处”辩证关系的论说文。崔忠成《拟送张舍人归江东序》突出“志”的重要意义，指出“此其大丈夫之处世也，事业不一，志趣各异，而要其致则一也”，并想象张翰归隐后的种种生活情景，等等。这些“代言”文都能将个人思想与前人经历相交融，又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意蕴。

　　具有强烈的现实功用性

　　中国古代“代言”文往往呈现“以文为戏”的写作倾向，如南宋刘克庄以管城子毛颖（笔）、陈玄（墨）、楮知白（纸）、石乡侯石虚中（砚）为代言对象，作有《代毛颖谢表》《代陈玄谢启》《赐楮知白诏》《代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诰》等文章。元代郑持正编著《文章善戏》，收录《毛颖封管城子诰词》《管城子毛颖谢上表》《拟乔松可特授大夫制》等“代言”文。

　　与中国古代“代言”文“以文为戏”的写作倾向不同，朝鲜“代言”文渗透出强烈的现实功用性目的，其文题多带有“月课”“课作”“应制”“殿试”“庭试”“御考”等字样，如金得臣《代张旭寄吴道子书（月课代人作）》、黄《送张翰归江东序（课作）》、赵秉铉《拟唐舍人贾至谢朝朝染翰侍君王表（禁直应制）》、苏斗山《拟宋崇政殿说书程颐请立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庚子殿试表）》、郑士兴《汉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诏（丁丑庭试）》、姜彝天《拟唐群臣贺龙虎榜（庚戌六月泮制御考）》等，表明朝鲜“代言”文写作与科考有密切关系，“代言”文也是朝鲜君王考察臣子的重要测试手段。

　　李氏朝鲜时期的科考注重文章写作，文科初试三场都为制述，“初场五经四书疑义或论中二篇，中场赋颂铭箴记中一篇、表笺中一篇，终场对策一篇”（《经国大典》卷三《礼典》），复试亦是制述，殿试为从对策、表、笺、箴、颂、制诏中选作一篇。通过各级书院、学堂、乡校等“月课”对“代言”文写作的强化训练，文人士子掌握了相关写作技巧，文章写作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应试时往往能取得优异成绩，如李廷龟《拟唐江西观察判官李泌谢除贼后召见表（丙戌课试居魁）》、姜彝天《拟周召虎请天子万年（癸丑三月泮制御考居第二）》、李殷相《拟汉朝群臣贺亲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表（文臣庭试居首）》等。“代言”文在朝鲜得到了很好的写作实践与现实回报，由此可见一斑。

　　折射中国文化域外影响之深广

　　“代言”文写作对朝鲜文人来说是一种考验，也是朝鲜文人对中国文化的特殊受容与积极反馈。通过身份的转换进行构思、行文，无疑考察了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知识的储备情况，只有熟练掌握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等相关知识，并具备扎实的文字表达能力，才能作出符合科考要求的文章。比如，朝鲜文人作有多篇代汉文帝刘恒颁布诏令的文章，如朴世堂《拟汉文帝勿营露台诏（课制）》、赵根《拟汉文帝赐今年田租之半诏》等，都是在了解汉代社会发展状况、汉文帝刘恒的政绩等相关史实基础上作出的。又如，金安国《拟送韩愈贬潮州序》开篇指出“道”的重要价值、意义，“昔者圣人以道治天下，道行而天下无异俗，其功化之极，至于天地位、万物育”。文中的“李翱”历数“道”的发展演变过程，为韩愈的出现及对韩愈的评价埋好伏笔，“而数千载斯道之望，其在子乎？百世之下，必有神会默识而兴起者焉，圣人之道绵绵续而不绝，子之功于是为愈大矣”。这篇赠序既体现出李翱的道统思想，又反映出李翱与韩愈的深厚情谊。作者如果不熟悉李翱的哲学思想、韩愈因上《谏迎佛骨表》而被贬潮州及李翱与韩愈亦师亦友、维持近三十年友情等相关史实，是无法写出具有如此强烈现场感与代入感的作品的。

　　朝鲜“代言”文是中国文化域外影响力的历史见证，反映出东亚汉文化圈内各国思想文化相互渗透、环流的独特景观。考察朝鲜“代言”文，不仅可深化对东亚文学的研究，更可鲜活地呈现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具有独特的文学和文化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韩国古典散文与中国文化之关联研究”（14CZW03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