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献承载的系统知识是我们了解古代文明或文化的最重要文本途径，所以《尚书》在谈及殷商时代时才会把“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作为核心标志加以强调。因此，对广义上的六朝时代经典文献与知识格局的审视，是我们深刻理解汉唐之间中国古代知识谱系发展变化的重要视点之一。六朝时代以政治统治疆域的分裂和文化文明体系的混合为基本特征。就前者而言，晋室南渡而国，匈奴入主中原；就后者而论，以社会制度伦理为核心而少言“乱力鬼神”的儒家意识形态强力进入巫风极盛的江南文化之中，以草原文化为社会风尚和制度背景的北族文明也在中原儒家文化区强势风行。这是中华地域内隔江而治的不同政体所面临的亚文化融合混杂状态。同时，最大的文化知识格局变动是以印度文明和中亚文化体系为背景的佛教文化在这一时期狂飙猛进，激起儒释、道释之争，并进而深入大江南北，汇进东亚文明。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经典文献，都带有非常深刻的时代文化背景和人文地理印记，是大一统的隋唐经典汇流之前各具特色的文明之花。

　　北魏三书的时代关怀

　　六朝时代是万物生民有着切肤之痛的分裂乱世，在陈陈相因的经学链条被削弱的社会氛围下，一些聚焦于现实生存、生命感悟、社会巨变的经典作品脱颖而出。彼时，统一稳定的国土、秩序井然的生活是最为稀缺的应然场景。而这样的努力目标，正是郦道元著《水经注》的重要动力、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的核心意图和贾思勰编定《齐民要术》的拯民济世情怀所在。

　　郦道元身处南北分裂而北魏王朝尚未衰败的时代，所以他以给《水经》作注的一己之力来突破政治疆界的限制，既表达了对“九州攸同”的渴望，又呼应了北魏朝廷统一天下的时代志向。正如陈桥驿所论，郦道元撰写这部基本上以西汉王朝疆域为叙述范围的地理书，在于他认为《禹贡》《汉书·地理志》以来的古代地理书过于简略、缺乏旁通。更为重要的是，他向往着能够看到一个统一的国家，因而在《水经注》中把当时支离破碎的国家融合成一体的水系山河。

　　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乃在于以“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的实录记述，表达对北魏“王公相竞，侵渔百姓”这一社会现实的批判，内含警示后人的历史宗旨。正如范子烨所云，杨衒之强烈的遗民意识、深沉的破国之悲和总结北魏衰亡经验教训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的追求，是其创作此书的动力和主旨所在。书中对北魏时期佛教文化、社会经济、生活风貌、民族关系、政局变幻的记录，为认识北魏佛教畸形发展和国祚升沉提供了重要资料，因而学界称许该著是“一部拓跋鲜卑的别史”。

　　《水经注》着眼于自然山河的美丽长久与人文风土的世代演变，《洛阳伽蓝记》落笔在国破城亡的瞬息万变与人类造物的繁华幻灭。这两部著作是525年北魏六镇起义前后的象征性文献，前者正向表达了国力强盛时代的人们对统一疆域内美好生活的期望，后者如实记录了亡国乱世带来的毁灭与警示。

　　而成书于北魏末年的《齐民要术》，则是为日益衰败的北魏王朝和在自然灾害、战乱、佞佛等交相祸害下的民生挽救提供农业技术层面的系统办法。作为山东高阳太守的贾思勰，在齐鲁文化区撰写、编定这部体系庞大、技术全面的古代农书，劝君以农为本，让天下人皆知务农重谷之道，是针对时代之弊的救世之举。

　　要而言之，《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齐民要术》此“北魏三书”，着眼于时代的大问题，从地理与人文格局、城市与王朝兴废、技术与经济发展方面，展现了北朝知识格局的宏伟气魄。

　　南朝的神仙世界与名士风度

　　六朝时代是神仙思潮盛行的巅峰时期，当人生寿命短暂痛如割肉、避无可避之时，遁入祥和安定的平行世界的想象或方法的知识体系的产生，就几乎是一种必然之势。秦汉以来，《海内十洲记》《别国洞冥记》等成仙见神的笔记小说不绝如缕，其大盛则是六朝时期志怪的兴起，以《搜神记》最为典型。干宝的《搜神记》记述了上古至汉晋的大量仙鬼传说，目的在于“明神道之不诬”，以史家的态度和笔法，记载古今所闻所载的怪异非常之事，其“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的努力，反映了他对论证神仙世界的热切追寻。

　　与之相比，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几乎就是《搜神记》所载故事的技术宝典，是凡人成神的路径。葛洪按其思维模式宣称的“仙之可学致，如黍稷之可播种得”，不但有着正反论辩的严密逻辑推演，更有对历史史实和人物行迹的多样举证，还提供了金丹、药物、符箓等“致仙”的实践方略。葛洪生于贵胄之家，但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使得他消极悲观，行善升仙、得道匡世是其超越人生困境的理想生活方式及其人生哲学的基本内核。他在《抱朴子内篇》中探求进入神仙世界的技术路径的同时，又在《抱朴子外篇》中总结了历代政治经验、制度得失、人物优劣，以探求现实世界的治理之道。

　　葛洪与干宝乃是“深相亲友”的关系，在天师道信仰盛行的共同文化背景下，于传统巫风浓厚的吴越之地先后创作这两部神仙著作，分别从传说实证罗列、理论辨析推演两个层面，断言神仙世界的存在和人神转化的技术可能。这是我们认识六朝时代南方思维世界的重要文本和途径。

　　当然，传说中的“成仙”和理论上的修炼，并不能为个体的现世人生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由此，以刘义庆为代表的贵族通过向往“魏晋名士风度”的望圣方式，逃避残酷的政治现实。鲁迅称其编纂的《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明代学者则有“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之也”的慨叹。可见，《世说新语》是江左学术风尚和知识格局的代表著作，与《抱朴子内篇》《搜神记》等构成一个连接神仙世界和贵族生活的文本体系。

　　佛教文明融入中华思维体系

　　六朝时代知识格局的最大变动，无疑就是以印度文明和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佛教之传入。这段历史展开和思想碰撞的过往记忆，我们可以在《佛国记》《弘明集》《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中得到细节还原和深刻体味。

　　晋代高僧法显所撰《佛国记》虽然主要记录其西行取经所过之地的佛事、佛迹，但也记载了中亚和南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习俗，标志着六朝时代对这些国家认知和了解的知识拓展，是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一份标志着古代中国与印度陆海两通的重要文献，也是玄奘《大唐西域记》等后代名著的先导。

　　齐梁之际，中原的佛学理论思辨日渐深厚。释僧祐编定的《弘明集》乃是记录中国化佛教哲学群体高超思维的文本。一系列论难文本和僧俗、释儒的答辩往还书信，如实传达了本土文明与佛教的交流碰撞，展现了印度佛教哲学传入后同儒道文化的辩驳与融合。《弘明集》分别就中国上古圣人、伦理概念、伦理行为、神形关系等做了新的审视和阐释。佛教理论家力图把佛教的一系列概念和神圣嵌入中国传统的言说体系中，儒生则希望运用传统的言说体系彻底摧毁佛教的知识体系。这种意识形态的交锋，用全新的知识体系打破了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知识系统的独大局面。因此，《弘明集》为我们展现了六朝时代儒释思想和伦理体系相互融合这一历史场景，是我们认识外来思想如何嵌入或融入中华思维体系的一个接头或切入点。

　　这一切思想的进展，最终由六朝时代的知识精英完成，他们翻译经典的学术轨迹被释僧祐编定的《出三藏记集》记录下来，为后人了解佛经的翻译情况提供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清晰文本。释慧皎撰作的《高僧传》则为这些知识精英立传， 为记录佛教文明的融入过程存留了基本史料。

　　文学经典反映时代审美

　　时代思想的繁华和情趣的高尚，既反映在器物、车马、服饰、饮食等物质体系上，其更本质的精华又集中反映在审美意识和文学作品的经典表述中。因此，六朝时代的《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等关涉审美观念和时代情趣的作品，也应该进入历史学研究的视野。

　　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昭明文选》，是建安文学兴起之后对文学经典作品的全面纂辑。该书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必读之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不仅影响了隋唐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影响了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学创作。

　　当《文心雕龙》《诗品》等全面系统地构建经典文学理论体系时，《昭明文选》则将经典文学作品呈之于世，让我们看到了六朝时代文学理论鲜活的立论根基和考察样本，成为滋养后代之学的经典作品。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倡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这几乎可视为汉末以来文学作品脱离经、史、诸子言说附属之后的独立宣言。《昭明文选》客观上为此提供了作品例证，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提供了完备的系统理论。昭明太子萧统与曾任东宫通事舍人的刘勰交接颇多，刘勰的文艺审美理论和思想对萧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而论，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对六朝时代的知识格局予以分析。第一，从异质文化而言，佛教的传入引起了六朝时代伦理体系和知识格局的变动，打破了儒学伦理体系一家独大的局面。第二，从南北文化格局而言，集聚汉晋传统贵族之家和知识精英的南方社会，不但在天师道和巫风颇深的背景下致力于对生命何往的探讨，还在锦衣玉食的安定环境中发展出精美细致的文学之花和审美理论；而饱受金戈铁马摧残的北方社会则产生了一统山河情怀的务实经典。第三，从南北政权角度而言，以南朝梁为代表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梁武帝对文化的重视、北魏对中国北方的统一举措和孝文帝迁都洛阳，为六朝时代重要经典文献的产生制造了一南一北的两个文化高地。此即《隋书·经籍志》所云“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以及“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的深义所在。因此，当我们将六朝时代的经典文献置于当时差异性的人文地理区域和不同背景的知识格局中考量时，则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六朝时代历史形势的内在蕴涵。

　　（作者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