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是着眼于全球化浪潮，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实践为实证基础，总结三千年中国文学史思想的演进历程、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西方文学史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与传播及中国文学史家的探索思考，对中国文学史写作未来发展的总体性建构。
中国文学史写作如果从1904年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算起，至今已有117年的历史，其间产生的各种体裁中国文学史著作已逾2000种，还不包括港澳台和海外学者撰写的文学史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特色鲜明能称为经典的寥若晨星，千篇一律的现象却比较普遍。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撰写文学史的两个原则：一是要充分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要注意一个国家发展所走的独特道路以及文学对此反映的特殊性。梳理20世纪的众多文学史著作、各种写作范式及文学史家的不同文学史观会发现，在史著浩繁、体例多样的文学史著作中，运用我国传统文学史观或中国古典文学史理论且能坚持和实现郑振铎提出的两个原则的几乎阙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缺少中国特色文学史学理论体系的引领和指导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如何才能形成代表中国文学史写作水平、充分展现中国文学风貌，并能产生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这是摆在每一个文学史家面前的现实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文学实际。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主要有三个板块：文学史基础理论（又称文学史哲学）、文学史一般理论、文学史操作理论。重点主要有：构建比较完整的中国特色文学史学框架；中国话语的内在构成与实现路径；提出与中国文学特征和中国文学精神相适应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术语；创造中国话语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观念、新表述、新主张、新规则、新标准、新路径、新方法。难点主要有：如何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充分表达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文化，做到立足现实、面向时代、开放融通？如何做到既具有民族性、继承性，又具有时代性、现实性；既具有理论性、专业性，又具有创新性、原创性？如何达到文学史学框架体系的完整性与延展性？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应实现以下几个具体目标：继承中国文学传统，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符合中国文学特点，彰显中国文学精神；努力创新勇于探索，形成完整框架体系；讲好中国文学故事，传播中国文学思想；开展文明交流互鉴，坚持文学平等对话。
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必须具备一种哲学意识。文学史学是对文学史研究的再研究，是对文学史主体思维的再思维，它所关注的不是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发展过程及其演变规律，而是文学实践所必须坚持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础理论、思维模式等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因此也称为“文学史哲学”。所以，它作为文学史家的思维能力、理论水平、精神风貌的载体，不仅仅是各种文学史概念、范畴、术语、表述的简单转换或替代。文学史的哲学思考必须以中国文学史的三千年传统积淀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百年实践为历史前提和实证基础，适当借鉴国外的文学史理论与写作经验，以当前中国文学发展面临的问题为中心，努力使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逐步推进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建设。
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必须以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关于文学史理论的探讨与建构为理论基础。文学史学的全面建构开始于90年代，先后涌现出陶东风的《文学史哲学》、葛红兵的《文学史学》、温潘亚的《文学史学》、董乃斌主编的《文学史学原理研究》、陈伯海的《文学史与文学史学》、佴荣本的《文学史理论》、张荣翼和李松的《文学史哲学》等一批高质量文学史学著作，积极探索并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文学史学框架。关于中外各种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的研究，有王钟陵的《文学史新方法论》、钟优民主编的《文学史方法论》、朱德发的《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张福贵等的《文学史的命名与文学史观的反思》等。关于中国文学史学史的梳理和研究，则以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为扛鼎之作，以及付祥喜的《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和温潘亚等的《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研究》等。上述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奠定了深厚扎实的理论基础。但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研究基础、理论视野和学术背景，这些研究大多尚未充分彰显中国文学特质，其文学史学体系构建也不很全面。
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必须对贯穿和影响我国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西方文学史理论和写作范式进行反思。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新旧力量的冲突与较量，中国文学开始向现代转型，中国文学史写作也相应出现。尽管文学史家在主体建构上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一直没有摆脱西方文学史写作范式的统摄与统驭，没有走出“被译介的现代性”的阴影。到了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又普遍采用从苏联文学理论中移用过来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史理论的探讨与构建有过短暂的兴盛，后迅速归于沉寂，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文学史写作仍深受西方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影响。近年来，反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批评”思潮、解构主义、海外“中国学”等在中国学术场上轮番登台，很是热闹，以致当前中国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如不引用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概念、命题、观点、论断、范畴、方法和话语，就显得很不“学术”、不够“新潮”、也不“前沿”。特别是随着海外“中国学”思潮的引入和国外学者撰写的各种中国文学史著的译介和出版，许多中国文学史家愈发怀疑自己原有的认知，失去了把握和阐释中国文学史的自信。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必须走出西方文学史话语的藩篱，提出基于中国文学实际、符合中国文学特质、能够阐发中国文学精神的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这是一项亟待深入展开的基础性工作。
在数字人文时代，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还必须运用现代技术，推动研究的科学化、实证化。要建设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实践、文学史理论研究成果等数据库，将数字化研究与纯理论演绎相结合，进行文本挖掘、语言计算，从而提出影响、深化文学史学体系建构的新范式和新话题。
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是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与历史任务，是中国文学呼唤新的书写观念和编撰方式、要求学科建制和学术体系作出改变和调整的内在需求。以中国话语为立足点进行文学史学体系构建，可以为中国文学史写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支持，为撰写文学史经典提供助益和启示。将文学史学的思辨性与培养新时代创新型人才的现实需求相连通，可以增强研究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突出和强调契合中国文学特质，探寻中国文学规律，阐释中国文学思想，能够助力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及文明与文化的多声部合唱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研究”（10BZW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