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党和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两创”发展战略。如何实现“两创”？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依托学科化推动传统文化实现“两创”，这就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进校园、进课堂；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融合而推动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建设。依托学科化推动传统文化实现“两创”，属于传承渠道、传承方式、传承层面上的扩展与推进，笔者对此已有专门论述，不再赘述。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融合而推动新时代中华文化建设，属于不同特质的文化相结合的内涵上的改良和扩容，也是当代中华文化建设方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就此展开论述。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
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融合而促发展的命题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述。例如，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考察参观朱熹园时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此，我的理解是：（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新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路径。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二者的关系是什么？我认为，在二者的关系中，马克思主义解决的是发展方向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对的是传承中的创新问题，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时代课题。因此，二者的关系可表述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理论和方法为指针，在传承和创新中建设新时代的中华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多年来一贯强调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就是唯物辩证的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理论和方法，决定了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发展的大方向，进而也决定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融合而发展的大方向。这是一个完全有别于乃至超越了近代所谓“中体西用”之类概念的前进方向，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充分吸收人类科学和文明的进步、与时俱进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但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方向，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并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具有了新特征。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讲，就是在中华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理论和方法的加持和指引。
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需要马克思主义立场、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已如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还需要与科学文化相融合？二者的融合何以能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二者的融合为什么也是新时代中华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传统文化一方面随着自身所在社会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每每通过吸收外来文化而与时俱进。这种变化也表现为文化的扬弃。扬弃之“弃”，当然是去其糟粕。扬弃之“扬”，不仅仅是弘扬其精华，还包括通过与异质的、不同的文化相融合而走向创新发展，而科学文化恰恰是与传统文化不完全同质的思想文化体系。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需要在扬弃中进行。“扬弃”之“扬”，就继承传统而言，主要是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博大精深。选取重要者加以概述，可有如下方面。
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优秀传统文化以天地为道，讲和合、和谐。例如，《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就有与自然和合的意思。《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展现出和合思想。儒家“以天地为道”，讲的是顺应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这种和合文化讲究“和而不同”。《论语·子路》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在和谐中保存了差异性，也就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前提，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礼的实行和国家治理，都以“和为贵”，中国的儒释道都强调要建立和谐社会。
第二，在道德人伦和个人修养方面，优秀传统文化讲的是仁、义、礼、智、信。仁即仁爱，《论语·学而》说：“泛爱众，而亲仁。”《孟子·离娄下》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公孙丑上》说：“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义即正义、道义。《论语·为政》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孟子·告子上》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又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关于礼，它分为社会层面、制度层面和个人层面等方面。《左传》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这主要是从国家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说的，也是西周和东周社会的政治特点，所以古代中国也被称为“礼乐之邦”。《论语·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是从个人修养角度谈出了仁与礼的关系：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关于智，讲的是道德智慧，《孟子·告子上》说：“是非之心，智也”，就是因为辨明是非是需要智慧的。关于信，《论语·颜渊》说：“民无信不立”；《论语·为政》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墨子·修身》说：“言不信者行不果。”《礼记·大学》说：“诚于中，形于外。”《庄子·杂篇·渔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说的都是诚信乃人的第一品质，也为社会健康发展所必需。“仁、义、礼、智、信”被称为“三纲五常”之“五常”。“三纲”属于传统文化的糟粕，理应被淘汰；“五常”却可超越时空，值得发扬光大。
第三，在个人进取和爱国方面，优秀传统文化讲的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责任。例如，《易经·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泰伯》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爱国方面，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到近代的梁启超，都曾经提出类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
第四，在国家形态结构方面，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统一、追求“大一统”。在我国历史上，从尧舜禹经夏商周三代再到秦汉，伴随着国家形态结构的变化，“大一统”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层次的演进：即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与夏商西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观念；与秦汉以后郡县制下“中央—郡县”一元化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结构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王震中：《论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思想观念》，《光明日报》2019年6月10日“史学版”）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密不可分；它使得国家的统一、对国家统一的认同以及中华民族的凝聚，形成三位一体的关系，在国家统一和稳定上长期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国家和社会方面，优秀传统文化讲的是民本思想。《尚书·虞夏书》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之本，本固邦宁。”《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王霸》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管子·治国》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管子·霸言》又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各家学说所讲的这些民本思想，都十分重视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强调人民满意与否直接关系着天下安危。上述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
第六，在国家治理方面，孔子说“为政以德”，孟子讲仁政，《礼记·礼运》讲“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些都属于崇尚善治，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展开。大概从战国晚期开始，随着诸家学派相互影响、合流会通，在此后两千年历史发展中，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治理理念，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至今仍能给人以智慧启迪。
第七，在各国邦交与各国关系方面，《尚书·尧典》说“协和万邦”；《礼记·礼运》讲“天下大同”。我们今天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属于一脉相承的优秀文化。
诸如此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讲究和合、崇尚仁爱、彰显正义、变通礼仪、誉美智慧、坚守诚信、重视民本、推崇善政、追求统一、向往大同、希望和平。这些思想都可超越时空，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对传统文化要“去其糟粕”
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有其历史演变过程，而且有时还与精华交织在一起。例如，“三纲五常”之“三纲”，朱熹把它定义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是，在汉代之前，君臣、父子、夫妻之道，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双向性。例如，《孟子·离娄下》说：“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滕文公上》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如，《大学》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虽然这些论述中包含着尊卑有序之关系，但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相比，《孟子》和《大学》所论并没有扭曲人性，而是合乎人性的。
关于传统文化的糟粕与精华交织在一起的情况，我们可举传统文化中“官本位”价值观与科举制的交织关系。传统文化中“官本位”价值观作为糟粕，是要抛弃的，但与这一价值观相联系的“学而优则仕”以及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其在历史上“正”和“负”两个方面的意义和作用却是并存的。就正面意义而言，“学而优则仕”和“科举制”在官吏的遴选和阶层的上升流动上，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和升迁的机会，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旧有传统，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也成为促使清官廉吏产生的重要因素。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曾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成为亚洲和欧美多个国家文官制度的典范；而且具有仁爱之心和正义之德的有学识有能力的人士做官，对于造福一方、造福民众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负面意义上讲，科举制所考的各科，仅限于诗赋经义等人文经典文化，并没有科学技术，而且“官本位”价值观的形成，使得科学技术很不受重视，难以登大雅之堂，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科学价值观的形成。
宗法主义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的宗法在西周时期已十分完备。西周的宗法分为大宗和小宗，与分封制联系在一起，使得宗法血缘关系与政治权利同层同构。世卿世禄、敬重祖宗、同宗共财，也是西周宗法的重要特征。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追终慎远、尊祖敬宗、尊老孝亲，在社会生活中有其正面意义。但是，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包办婚姻、论资排辈、贵贱有等、情大于法、“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等宗族主义思想，却阻碍着社会进步，理应被历史所淘汰。
在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封建迷信”或“迷信活动”的东西以及巫术思维和陋习等。这些随着社会文明的普遍化和科学文化的发达，终将会退出历史舞台，被世人所抛弃。
与科学文化融合发展
笔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括为：讲究和合、崇尚仁爱、彰显正义、变通礼仪、誉美智慧、坚守诚信、重视民本、推崇善政、追求统一、向往大同、希望和平。但是，即便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也明显地偏重道德伦理、家国情怀和人文理念，而缺失科学文化，缺少科学文化的思想体系，缺乏以崇尚科学的价值观推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继承和创新传统文化，不能按照惯性只是固守传统文化向前行，而需要科学文化的加入。
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是我们对待旧文化的科学态度，也是人类社会一切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所必需的。但是，每一时代，其扬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中对传统文化扬弃的标准，我认为至少有两条需要我们格外注意：（一）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唯物辩证的理论和方法；（二）要符合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观。
与科学文化这一异质文化相对而言，传统文化中无论优秀的内容还是糟粕部分，都属于“同质”文化，都产生在农耕经济和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不同质地的文化之间的交融是文化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机制。
科学文化是与中华传统文化不同的一种文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虽然说科学和技术都古已有之，但科学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到来而形成的。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当然有科学和技术，中国古代有不少领先世界的发明创造，但没有形成科学的思想体系，缺乏崇尚科学的价值观念体系。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科学文化的推崇，有两个最明显的节点：一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当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用“科学与民主”对旧文化发起冲击的。值得反思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五四”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逐渐培育出自己的科学文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科学文化的重视空前提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把人们对科学文化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吹响了进军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文化的号角，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价值判断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已包含着发展科学、崇尚科学的价值观。改革开放40余年飞速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这是科学的、无可辩驳的真理。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局都在深入发展。我国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科学文化的发展并非仅仅是科学界自身的事情，它与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发达程度、与整个国家的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实现民富国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文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在中华文化建设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理论和方法为指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就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只有双轮驱动，我们前进的方向才不会走歪，前进的步伐才会铿锵有力。双轮驱动、相辅相成，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创新，需要与科学的价值观念、科学文化的思想体系相结合；另一方面，科学文化也只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关怀、家国情怀以及孟子所说的“义大于利”等价值取向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出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类的功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还会使我国社会始终保持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开放，使我们始终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这对我国的发展和建设都是非常有益的。中国历史已证明，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与科学文化相融合。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融合？我认为，一是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原有的价值体系中加入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价值观；二是要把科学研究中实事求是、追求真实、追求真理的科学探索精神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三是要把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这样，只有将科学价值观、科学探索精神、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融合到传统文化之中，才能使之成为当代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科学文化思想体系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特别需要将崇尚科学的价值观体现在现实生活的基本国策上，即在教育理念、人事制度、人才政策、酬薪分配、科研资源分配、学术评价、阶层流动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方面，让崇尚科学、崇尚事业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形成一种文化氛围，并使国人在尊重科学、崇尚科学中受益，把它体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
融合带来创新，融合促进发展。学科与学科之间相融合或整合而产生的交叉学科，将是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我们相信，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的深度融合，不但给中华文化在当代发展指引了方向，也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发展机制，必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创新和发扬光大，即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从科学文化的角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的深度融合，也将使科学文化带有人文关怀的精神，使科学与人伦相互制约制衡，使科学发展的方向始终沿着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类的康庄大道前行。
总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加进科学文化，既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也是在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这富有哲理的呼唤，旨在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建设。为此，我们说，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互相融合而促进发展，既是当代中华文化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需要，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振兴所需要。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