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叙利亚文明作为中东地区的古老文明之一，其首创的字母文字和一神教信仰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内外学界已从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铭文学等领域对这一文明进行了诸多阐释，具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是，由于这一文明发展历程的独特性，学界在对这一古文明的研究和构建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或许能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起到推动作用。

　　古叙利亚文明的研究现状

　　叙利亚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热点，它不仅是现代国际关系问题，而且是历史根源问题。构建古叙利亚文明，不仅对叙利亚问题的认知大有裨益，而且有助于促进对中东问题的深入认知。然而，古叙利亚文明研究却是当今学界研究中的“短板”领域之一。

　　关于“叙利亚”（Syria）这一词的来源，以往有人认为与“亚述”（Assyria）一词有关。近来获得较为普遍认同的观点则认为，这一词最早在乌加里特文献中以“叙尔云”（Shryn）的形式出现。后来的希伯来文献记载为“叙伦”（Siryon），主要指外黎巴嫩地区。巴比伦人将其称为“叙利”（Su-Ri），主要指幼发拉底河北部地区。希腊人将其称为“叙利亚”，主要指北到陶鲁斯山、南达西奈半岛、西自地中海沿岸、东抵伊拉克沙漠的地区。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叙利亚易名“闪姆”，主要指也门以北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腊语式的叙利亚一词才再次成为这一地区的名称。

　　因此，古今叙利亚的含义相差较大。今日的叙利亚是国家概念，特指叙利亚共和国。古代的叙利亚则是地理概念，囊括今日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内的大叙利亚地区。这一地区位于“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在几大文明的交往与战争中接续演进，经历了阿摩利人、迦南人、阿拉米人、胡里安人、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的征服与统治。所以，关于古叙利亚文明的记载大多散落在其他文明的著述中。例如，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阿维斯塔》、希罗多德的《历史》、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以及普罗科比的《战史》等。

　　对古叙利亚文明的科学研究始于19世纪欧美考古。以1899—1900年普林斯顿大学向叙利亚地区派出考古队伍为标志，开启了叙利亚文明研究的序幕，出现了一批与考古相关联的研究成果。其中，以霍华德的《建筑与其他艺术》和恩诺的《闪米特铭文》最为著名。此后，这一研究逐渐扩展到宗教、制度、民族、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出现了法国学者勒内的《赫梯人、胡里特人、腓尼基人及叙利亚人宗教》、美国学者霍斯特的《公元前3000—前300年间叙利亚政治史指南》、英国学者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的母亲》及阿拉伯裔学者希提的《叙利亚史》。汤因比在其著述中首次将“叙利亚文明”作为独立的文明单位进行了阐释，而希提则对叙利亚史前史和古代史给予了更为充分的关注。

　　相较于国外学界，国内学者对古叙利亚文明的研究极为薄弱，少有的相关研究也仅集中于关联性阐释。例如，刘健等人所著的《古代世界的民族与宗教》一书对古叙利亚地区的民族和宗教予以关注，郭丹彤的论文《第十八王朝时期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则关注埃及与叙利亚的关系，杨巨平的论文《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则对希腊化文明的特征进行了阐释与展望等。这些成果对于研究古叙利亚文明具有重要价值，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古叙利亚文明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国外学界以叙利亚国家考古为起始，忽视了古今叙利亚概念的区别，致使诸多研究成果呈现出碎片化和零散化的研究态势；第二，“西方中心论”色彩浓厚，多是从异质文化角度以附带的方式审视古叙利亚文明，而未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三，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散落于叙利亚地区与外部的交流中，反映出多数研究者的学术专长并非古叙利亚史。在埃及学、亚述学、拜占庭学等学科构建日臻成熟之时，叙利亚学的构建则显得任重道远。

　　古叙利亚文明的构建困境

　　古叙利亚地区的文明源远流长，为人类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对其文明构建并非易事，国内外学界“碎片化研究”的缺陷便反映出这一构建困境，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边缘化位置。时空观是构建和阐释历史的核心要素，国内外学界对这一地区的历史线索阐释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是在空间上依旧比较模糊。这里是东西方交流的中心，但更是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的“边界地”。这种兼具边缘化和中心地的特征，使其既可能成为周围几大文明的兵家必争之地，也可能是各文明“三不管”的地带，其疆域范围变化急速，不仅很难对其文明所依托的地理范围构建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而且将其作为主体文明进行构建更是难上加难。

　　第二，无主体民族。闪米特人最早在古叙利亚地区居住，经历了2500余年的民族融合，大有沿着城邦向帝国发展的趋势。但是，公元前539年随着印欧民族的波斯征服巴比伦，打乱了古叙利亚文明发展的轨道，开启了外族人在此地长期建立政权的时期，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等印欧人对古叙利亚地区的统治长达千余年，致使该地区并未形成鲜明的民族主体和文明特征。因此，多数著述无法系统、整体地看待这一文明，很难在文明构建中凸显其主体性特征，而只能从异质文化角度阐述叙利亚历史，最终使其文明呈现出零散化和碎片化特点。

　　第三，缺乏统一文化。统一文化是构成一种文明共同认知的重要内容，也是联结和融合民族的重要纽带。古叙利亚地区作为文明的汇集地和发散地，民族成分复杂，政权更替频繁，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与丰富性。波斯人征服前，叙利亚地区是以闪米特语系为主导的闪米特文化，包含阿拉米文化、希伯来文化等。波斯人征服后，以印欧语系为代表的印欧文化传入该地区，包含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虽然这些文化之间也在不断融合，比如“希腊化”“东方化”等，但是整体而言未能呈现出文化统一的特征，而是表现为农村与城市、贵族与平民在文化认知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要想对如此活跃多样的文化进行统一的文明历史构建，是目前学界遇到的一个难题。

　　概而言之，古叙利亚文明构建的困境主要源于这一文明的诸多不确定性及其发展规律的特殊性。对于古叙利亚文明，似乎人人皆知，但又似乎无人尽知，因此导致了这一文明构建中诸多困境的出现。

　　古叙利亚文明研究的出路

　　虽然对古叙利亚文明的构建中存在诸多困难，但是这些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根本而言，对古叙利亚文明的构建困境，就是针对叙利亚文明自身的独特性运用何种恰当理论将其作为一种独立文明进行历史性阐释的问题。目前，学界的历史阐释理论大多适用于拥有普遍性的几个帝国文明，因为这些文明无论在空间、民族或文化方面都具有延续性、规律性与整体性特征，而在叙利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极少有主体民族完成独立王国的统一，而是表现为民族的复杂性、位置的交叉性、文化的多元性等。因此，要想构建叙利亚文明史，运用合适的文明构建理论更显急迫。

　　汤因比试图凸显古叙利亚文明的价值，却陷入了“西方中心论”。斯塔夫里阿诺斯想跳出“西方中心论”，但是将其归为中东文明，忽视了其古今差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多极化世界简单化为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具有明显的迎合西方称霸世界的需要。我国学者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探讨，例如，林志纯提出了“城邦—帝国”理论、吴于廑提出了“整体史观”，为叙利亚文明构建提供了启示。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中东史专家经过长期研究，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明交往”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类文明史是不同文明之间交往实践的过程，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文明化的过程，以和平与暴力为文明交往的形式，使文明交往的双方或多方在相互冲突、相互斗争中最终实现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消灭暴力交往的根源，把和平与发展结合起来，把历史交往引向法治秩序和道德规范的轨道上来。这一理论把文明作为独立单位，将交往作为手段，探究不同独立单位之间的交往所推动的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与文明交流互鉴思想不谋而合。

　　古叙利亚位于几大文明的交汇处，这里是诸多文明开展交往的重要平台，成为这些文明的汇集地，也成为新文明的发散地，从而造就了古叙利亚文明的开放性和多样性。闪米特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等，在此地展开了挑战与迎战、冲突与整合、有序与无序、外化与内化的对话和呼应，弱化了民族和文化主体，使得古叙利亚文明沿着多元多体的综合性文明规律演进，形成了具有多元色彩的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因此，运用“文明交往”理论作为研究视角和理论，或许将成为对这一独特文明进行整体历史构建的途径与出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2018VJX08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19JZD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