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的实施与开禁，是清代前期影响重大的政策举措，也是多年来清代海疆史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关于清初海禁的开禁，一般认为发生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但在康熙二十三年全线解除海禁之前，北方沿海地区已提前数年开禁。海禁开禁与实施一样经历了一个阶段性过程，开禁与否既涉及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也与经济民生需求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海禁实施具有阶段性特征。顺治初年，清政府颁行海禁令，但虽禁不严。时至顺治十二年（1655），清军与东南沿海反清势力矛盾激化。为配合军事行动，清政府敕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其后，随着战事日趋激烈，清政府不断强化沿海地方的海禁。清初海禁主要包含禁渔盐、禁贸易、兵防内移以及迁海四方面举措，其中迁海（强制沿海及海岛民众内迁）为最残酷的海禁举措。顺治十八年，清政府下达迁海令，强行将沿海地区民众内迁，人为地在沿海一线形成无人地带，试图通过严行海禁，坚壁清野，彻底切断郑氏政权等反清势力与内地间的沟通联系，以达到围困、削弱乃至消灭的目的。

　　迁海令在南北方广大沿海地区全面展开。如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载，“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垣墙，立界碑，发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皆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海禁在东南沿海接战之地的闽、粤、浙诸省得到最为严格的执行。据赵轶峰估算，迁海在粤东地区造成人口死亡至少数十万。北方沿海地区远离接战的东南沿海，但海禁迁海也一体贯彻。顺治十八年，兵部尚书苏纳海等会阅江南省沿海地方，将各岛所住村庄迁移内境。海州云台山周围上百村落，逾万农人灶户，悉数迁往海州城以西内陆。康熙元年，扬州海门县知县董常裕，因“私给船批，有违界限”，被控违反“海禁新例”，“知情故纵”，终“以同谋论处斩”。康熙二年，山东总督祖泽溥同样将该省沿海岛民“移其民于内地，酌量安插”。此后十数年，海禁政策虽在个别地区偶有松动，但总体严格执行。

　　康熙十七年以后，清军军事形势出现决定性好转。该年八月，吴三桂病亡，“三藩之乱”已如强弩之末。同时，清军与郑军的征战也捷报频传，郑氏政权等反清势力在大陆式微。一年后，郑氏政权彻底撤出大陆沿海，退守台湾岛。这意味着，厉行多年的海禁政策迎来解禁的时机。海禁在北方沿海率先松动。

　　第二，海州云台山率先复海。康熙十七年，海州云台山率先复海。多年的海禁给海州地区经济民生造成巨大困难。早在康熙十二年，两江总督便曾请求复海，但未获批准。康熙十五年九月，海州生员江之茝等人呈状请复云台。

　　江之茝等人指出，云台山复海于多方均有裨益。其一，有利于黄河和淮河的治理。南宋以后黄河夺淮经苏北入海。明朝在海州沿海设置了庙湾、云梯关、东海三处兵营，其不仅在于海防，更在于清理海口，使之免于淤塞。顺治十八年迁海后，清政府迁撤沿海民众，并以椿木排桩钉塞海口。该举措致使“浮群浪草，遇椿存滞，日集月增，沙淤河浅，尾阎石泄”，引起“黄河倒灌，淮弱黄强无所刷，以致桃源诸堤屡溃”。迁海导致海口淤塞，酿成严重河患。而开复云台山，将有利于黄河、淮河治理。其二，有利于海防安全。云台山附近瞭望墩台，“旧在山顶，今移平地，为山所蔽”，海防功能大幅降低，所以“与其守望于汙漫之地”，不如“复归于旧御之所”。其三，有利于民生国赋。云台山周边区域物产丰富，“若复民于耕耨之所，既可还定灾黎，更可增益国赋”。故请复云台，以“上助漕运，下存孑遗”。

　　江之茝的呈状，得到了州、府、道各级官员的普遍支持。知州孙明忠着重回顾了迁海给海州在赋税、治河等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并称“今日而议开海禁，实有利于国家”。淮扬道副使黄桂特别强调云台山复海在海防方面的正面意义，“海州一营为该州之屏藩，实苏北之锁钥”，云台山“设险固圉，贵得地利，此山孤高突兀，建设城堡，远可望，近可守”。得到州、道官员肯定后，江之茝等人再呈一状，又着重从航海角度进行补充论述，分析了南北海水性质，以及在船只应用方面的差异，并指出三十余年来“从无一船北犯”。云台山复海，不但不会给“闽海游魂”以可乘之机，而且更便于防范海贼，有利海防。

　　此时，官绅士民共吁复海的局面形成。康熙十六年七月，漕运总督帅颜保向清廷上“复云台上助漕运下存孑遗事”折，除陈述云台山物产丰富外，着重从治河、漕运的视角分析了云台山复海的利害。帅颜保的奏折很快引起清政府重视。经九卿詹事府科道会议，吏部侍郎哲尔肯受命前往海州会同地方官员实地查勘。哲尔肯不仅支持云台山复海，而且从民事、军事等层面提出复海的具体举措，“将云台山作为内地，应令该管官将从前迁徙屯丁，灶户人民，招来复业，开垦地亩，限以三年起科”。康熙十七年闰二月初二日，两江总督阿席熙会同漕运总督帅颜保、江南巡抚慕天颜、江宁提督杨捷，按照清廷要求，将开复云台山的详细举措合词题奉。两日后，清廷批准实施。在迁海十七年后，海州云台山地区率先复海。

　　海州为清代海运重地，云台山复海在海禁开放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在郑氏尚未归附、军事斗争仍显紧张的背景下，云台山复海使得沿海地区向全线开海前进了一大步，也为其后北方其他区域的提前开海奠定了基础。

　　第三，环渤海诸地提前开禁。环渤海的山东、直隶被清政府视为“腹里”之地。康熙十八年，山东“旱蝗为灾”，利津等地“大饥”。正月，地方官员奏报了灾歉情况，请求在既有赈济举措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赈济力度。除常规赈济措施外，考虑到“资民生实济”，经部议和康熙皇帝两次裁决，清政府决定开放“直隶、盛京、山东海禁”，海船听其行，允沿海贸易。同时，要求官员上奏“补陈滨海情形、舟楫道路”，明晰沿海航路情况以落实开禁。有官员先奏报了山东半岛北岸以北地区沿海情形，并得到清政府确认和肯定。

　　康熙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工科给事中丁泰上《开海禁疏》，奏报山东向南至淮扬一带海路情形并提请开禁。丁泰着重陈述了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诸城、日照等州县至江苏云台、庙湾等地的航行路线、时间，指出这些地方之间“转运兴贩、南北互济”，原本社会经济便联系紧密。同时，由于彼时形势并未抵定，丁泰的奏疏主张开禁山东与苏北地区沿海贸易，无论从航程范围，还是船只载重上均为有限度的开禁。他还陈述了彼时苏北的海防官兵配置以及当地沿海贸易税收制度的旧例，表示均无需清廷另议增添。丁泰试图通过降低开禁范围和力度，力陈开禁的可行性和易行性，以期诉求能够得到清廷的批准。最终，经过较长时间的廷议酝酿，清政府于康熙十九年开放了山东与苏北一带沿海贸易。跟随山东步伐，江南巡抚慕天颜于康熙二十年上疏，以“需饷浩繁，民生困苦”为由题请开放江南海禁，但未获清政府批准。江南乃至浙江、福建、广东的开禁，则是康熙二十三年的事情了。

　　清代初期实行的海禁，本质上是一种为应对战争危机而采取的战时应急管理举措。海禁目的在于切断反清势力与沿海各地的联系，消除其对清王朝安全的威胁。相应地，海禁的松弛乃至解除，也与政治、军事形势紧密相关。形势缓和，海禁的实施也随之松弛；当清政府对反清势力取得压倒性优势时，距离较远的区域便可酝酿开禁；康熙统一台湾后，海禁便宣告全线解除。以海禁作为清朝的标签，并由此得出清朝在海洋方面保守的结论有失公允。清初切实实施海禁的时间，如果从顺治十二年起算至康熙二十三年，共约29年。但江苏海州以北的沿海地区，至迟在康熙十九年已先行开禁，这些地区海禁实施的时间则至多25年。海禁的开禁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发展过程，海州云台山复海尤具标志意义。在争取提前开禁的过程中，地方士绅官民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海疆政策与环渤海地区沿海贸易发展变迁研究”（22BZS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