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康论《易》之兴云“伏羲为上古”。在传世文献中，上古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载的历史。因此，对上古人物的记述多经口耳历代递传，而对他们事迹的叙述更是多附益于神话，让人不得其实，让后人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多有疑惑。但“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伯益也是传说中上古时期的重要人物，文献中对他的记载也十分零散。通过梳理这些零散文献并佐之于“益”之得名与治水之功、“琅琊之稻”与考古之稻、伯益之职与《山海经》之作辩证，似乎能发现上古大禹、伯益等形象真实存在的印迹。

　　第一，“伯益”之名与其助禹平治水土有关。经典中说伯益为舜时虞官，职掌山川林泽及鸟兽事务。《尚书·舜典》云：“汝作朕虞”，即《周礼》所谓山虞、泽虞之官。同时，正史中所言其助禹治水也正与其所职掌山川脉理相关。文献中记载伯益在随禹治水过程做了许多有益于百姓与邦国的政绩，有些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因此在禹执政后期，曾“以天下授益”，但益未受位，而是“让帝禹之子启”。伯益平治水土前或并不名“益”，《史记》说他初名“大费”，《舜典》中也是在陟升其为虞官时称之为“益”，“益”之得名或因其曾参与治水、教民种稻、始作井等功绩有关。

　　《史记·秦本纪》载：“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佐舜调驯鸟兽，鸟兽驯服，是为柏翳。”裴骃《索隐》云：“此则秦赵之祖，羸姓之先，一名伯翳，《尚书》谓之‘伯益’。《系本》《汉书》谓之‘伯益’是也。寻检《史记》上下诸文，伯翳与伯益是一人不疑。”由此可知“益”之名盖为后得。“益”，水溢之象，涨出、漫出之意，“益”为“溢”之初文。《说文解字》：“益，饶也。从水皿。水皿，益之意也。”益即为水溢之意，其后又衍生出富足、增加、美好等意。“伯益”之“伯”乃尊称，《说文解字》云：“伯，长也。”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云：“凡长之称，《曲礼》曰：‘五官之长曰伯。’《周礼·大宗伯》：‘九命作伯’，郑司农云：‘长诸侯为方伯是也。’”禹亦称“伯禹”。“伯”“益”二字是因史料中所记其治水、种稻、凿井等功绩与民有益而尊称之语，以文献中所记其功来观照《山海经》的著述及其内容，可进一步推证。

　　第二，伯益始教民植稻。伯益在以其虞官之职参与治水的过程中，开始教民引水灌溉种稻。《史记·夏本纪》载：“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益是有记载的最早教民于低洼之处种植水稻之人，他作为舜之虞官掌管山泽，教民种稻亦是其本职。因此，实际的情形可能是，在治水间隙，伯益在考察山泽植被、收集食物的过程中，经常于低洼积水之处发现稻这种作物，久而久之便掌握了植稻的规律。而传为伯益所作的《山海经》中《海内经》也有关于水稻的记载：“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史记》与《山海经》的记载可以互为支撑，由《史记》伯益教民种稻之说可以证伯益作《山海经》及《山海经》有关膏稻的记载，而由伯益作《山海经》亦可佐证伯益教民种稻之说。由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中国水稻出现的历史可以上溯至7000年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则在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亦有零星发现，因而被认为是水稻的传播区。而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中后期，与大禹治水、伯益教民种稻的时间契合，伯益教民种稻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伯益因功而封于费地，即秦汉琅琊之地。而闻名于后世的“琅琊之稻”即为此地所产，文献中虽然没有关于伯益与“琅琊之稻”直接关系的记载，但上文所说，可以将伯益教民种稻与“琅琊之稻”建立起源流的关联，后世“琅琊之稻”源头即为伯益于封地教民种所植之稻。

　　第三，文献中记载伯益是中国凿井技术的开创者。《吕氏春秋》说：“伯益作井。”《经典释文》亦载：“《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云：‘化益，伯益也。’”关于伯益作井的说法，古人多有记述。伯益助禹治水的过程中，掘土挖石是必有之事，而在江河泽源近水之地向下挖掘，往往轻易就能发现水由地下汩汩而出，伯益等人第一次看到水由地而出一定会特别讶异，天上既未下雨，地上他水不通，四处皆无来水。或许因无法解释水的来处，曾一度成为崇拜迷信的对象。可是时间既久，这种情形越来越多，或许伯益最早想清楚地下水的来源问题，而渐渐推广至远离河湖滨岸的平原之地。因此，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说：“凿井技术为常时挖土的伯益所发明，最合逻辑。”凿井技术的发明，使先民摆脱了只能傍水而居的生活方式，也不必再迫近江河居住，避免雨季江河决溢的威胁，而使得他们可以到更广阔平原地带生活。《孟子》又说：“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伯益不但凿井掌水，而且还掌火烈山林，为先民开辟了广阔的生产活动空间。伯益作井使先民摆脱了依河而居的限囿，也改变了文明产生与发展必依河而起的范式，使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断深入内陆。

　　第四，伯益因其职守被赋予《山海经》著作权。经典之中多有伯益随禹治水并负责记录山川名物而作《山海经》的说法。刘歆《山海经叙录》称“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历代学者多因论无实据而以“伯益作《山海经》”为传说。但结合《山海经》中“膏稻”的种植、《史记》中又称琅琊之地“被海为膏壤”，且又有伯益封费（秦汉琅琊之地）、始教民植稻之文，而推断伯益与《山海经》之作的关联。明杨慎认为《山海经》与《禹贡》皆源于禹治水布九州所铸九鼎，其《〈山海经〉补注序》云：“其经而不可守者，具在《禹贡》，奇而不法者，则备在九鼎。”《山海经》所记本来就有虚有实，《四库全书》便因其所述离奇怪诞，不合实情，将之列于小说异闻之属。大禹治水伯益辅之并梳理山川脉理记之为《山海经》，《史记》载有其事，《山海经》内所载述山川地理也多实有其地，此盖为《山海经》之实。但其所记异域奇闻珍奇，多有夸张想象之辞，此皆《山海经》之虚，但这些想象却反映了上古先民对神秘莫测的自然界初识印象，也是先民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虚实之间不仅是上古先民朴素地理观念的反映，更是史实的写照。周秦之时去古未远，时人追记上古的文字或许还有前世口耳相传的材料或图绘为依据，但不能因其为追述之作便以之不可信。梳理上古先王及事迹的零散记载，以之与考古发掘成果相对照，也能隐约发现这些上古人物及其事迹真实存在的线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禹贡》图’集成与研究暨数据库建设”（19VJX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