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史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备受学界瞩目。近年来，作为研究基础的史料被大规模整理，研究议题得到极大扩展，学术著作也大量出版。从最新研究成果看，一个显著趋势是从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本身发展到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此举大大拓宽了抗战史研究的视野，启发学者从更深层面、更长时段审视这场战争具有中华民族复兴枢纽这一转折意义。中国国土辽阔、战时变化剧烈，且许多地方被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地区，因此，欲深入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区域视角变得十分重要。抗战史与区域史的有机融合，成为深化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方向。

　　时间与空间

　　一般而言，历史研究需要注意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结合书写，即处理好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以往的抗战史研究多注重短时段的历时性书写，强调变化与断裂，对共时性要素的关注相对不够。一旦纳入区域史视野，学者便对空间内的各个共时性要素给予更多关怀。这些共时性要素可以按政治、经济、文化等分类，也可以从不同的人群入手分析，如身处同一空间的各级政府官吏、军队官兵与民间力量，民间力量又包括士绅、商人、农民与学生等。沦陷区域有日军、伪军、伪政权官员和普通民众，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党组织和游击队、国民政府的留置力量等。在研究战时的区域性事件时，如能关注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博弈和此消彼长，最终呈现的必然是立体的、互相关联的结构性研究，而非孤立的、就事论事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一项研究需要包罗万象，而是通过一个事件、一个（群）人物、一个侧面去展现战时区域的若干重要特点，把握战时发展变化的多维视角。

　　除了注意每一个区域空间内的互动外，还需关注不同区域间的往来与联系，如相邻的平原与山区、沦陷区与国统区、沦陷区与根据地等。以浙江省为例，浙西杭嘉湖平原沦陷后，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在其相邻的天目山区设立浙西行署，继续保有对杭嘉湖平原数县名义上的统治，并在这一地区实施游击战，反映了平原与山区、沦陷区与国统区之间的密切联系。浙南重要城市温州在抗战时期三度沦陷，前两次沦陷时间较短，第三次沦陷时间较长。沦陷期间，地方政府机构、银行、工厂、学校等迁至附近山区继续运行。待日军退却后，政府与人民又回到温州城。这样的往返迁移和山中的坚持，体现了中国人民面对强敌的韧性和不屈不挠的品格。日军兵力有限，无法长时间占领广大山区和农村地区，维持其统治。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形势发展，利用地理条件进行空间腾挪，把握民心向背，达到了长期坚持抗战的战略目标。就空间而言，战时中国的图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战前和战时的西北大开发、西南大后方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范围广数量大的移民等，都给区域的演变进程带来巨大影响，值得以抗战史和区域史有机融合的方法进一步研究。

　　从资料条件看，2016年以来，国家档案局启动并实施《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编纂工程，计划编纂出版规模不少于1000册，其中很大比例是各地方档案馆藏的抗战时期档案。大量地方档案的开放，有利于开展精深的区域抗战史研究。当然，仅仅依靠地方档案是远远不够的。在重视地方档案运用的同时，也要重视地方其他史料，包括地方志、调查资料、地方报刊、地方人士的私家记述等，加强和加深对区域的全方位研究。如有高质量的区域抗战史成果不断推出，每一块拼图必将越来越清晰，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战时中国。

　　动态与静态

　　战争年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军政变化十分剧烈。抗战史研究此前也较多地着眼于军事史和政治史研究，包括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国共关系和伪政权研究等。而区域史研究较多地关注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偏重于日常、静态和稳定，揭示了历史变化悄然发生、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面相。可以说，抗日战争给相对“平静”的区域带来极大冲击，对基层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当日军入侵、国民政府基层政权崩塌后，包括老弱妇孺在内的广大民众需要在动乱环境中自救，进行或长或短的迁徙，调适自身的行为。他们的吃穿住行、婚丧嫁娶、习惯信仰也会发生相应改变。普通人面对战争的突然来临、政权的更迭变化，惊慌之后又不得不镇定下来，明白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要尽量保全家人生命，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寻找精神寄托。从这个角度而言，战时各区域的政治、社会、经济秩序被战争直接或间接破坏后，随即进入重建期。而这种重建，与当地人民长期形成的应对变动与灾难的行为逻辑密切相关。即战争是大变故，但人们要继续生产生活，要有精神支柱来长久坚持、抵御强敌。

　　动态与静态不是对立的，战时较为显著的军事政治变动与匿藏其后的偏于静态的社会、经济、文化积淀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机制，有的甚至呈现出彼此掣肘的复杂状态。区域史视角有助于我们体会军政事件发展变化的空间氛围、当地的制度习俗和资源禀赋，以及普通民众思考和行动的真正落脚点。每个大大小小的事件背后都含有历史的常理与常情，也都或隐或显地处于一条条长久积累形成的历史脉络中，需要有心人去探究、论证。抗日战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相较中国近代史上的历次战争和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具有对某个区域带来根本变化的更大可能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伪政权统治的沦陷区，这种变化程度必然更大。如何在长时段中、深层次上看待这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剧变，可行的方法还是要下苦功夫深入探讨各区域的鲜活经验及其台前幕后的演变。

　　形神兼备

　　区域视角尤为关注基层社会与普通人民。对于绝大多数民众而言，抗日战争是一生中的大事件，对性格品质、学业事业、人生际遇、家庭关系均有重大影响。在物质条件艰难和局势变动剧烈的情况下，忍耐、毅力、包容、信仰等品格和精神力量尤为重要。战时大多数人民以各自的方式适应苦难，并安之若素，与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个性习俗密切相关。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战时如平时，平时如战时”，体现了战时与平时的统一性，这也正是人们在战时的生存智慧所在。将战时视为平时，方能以平常心看待战时变迁，接受现实，继续投入生产和生活，允许个人有偶尔的消遣与放松，苦中作乐；将平时视为战时，才能应对战时的变幻莫测，节衣缩食，吃苦耐劳，顽强支撑。打败侵略者、获得民族独立，洗去百年来的耻辱和压抑，成为多数人的坚定信仰，多少颠沛流离、流血流汗，都能接受。当然，民众的选择与命运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成了时代平凡而伟大的英雄，有人成了为时代唾弃的民族罪人。

　　归根结底，历史研究是对人的研究，且应抽象到一定高度。通过搜集和运用丰富资料开展实证研究，透过事件、制度等研究尽量接近历史的真实，是谓“形”；通过史实重建揭示更深层次的道理，探讨更具宏观视野的理论，展现人的特性、精神、品质，更好地理解生命、看待死亡，是谓“神”。丹青难写是精神，“神”是更难把握、不易探讨的层面，但也能触及更深层次的东西，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共鸣，从而形成更具学理深度和交流意义的开放性学术共同体。

　　从中国的抗日战争到战时中国研究的转变，让14年抗战史融入长时段历史中，将战前、战时和战后联系起来思考，以超越战时的眼光来理解战时。唯其如此，抗战史的定位才能更加准确，其影响也能更为恰当地呈现。区域视角为抗战史研究带来了新的基层视野和活泼泼的更具实践特征的故事，增加了抗战史研究的“在地感”。随着战局演变，有的地方成了作战的前方，有的地方成了支援的后方，有的地方几度沦陷。我们在关心高层决策及实施过程的同时，也关注着区域社会的战时斗争与生存，有志于做落地生根的抗战史研究，把泛泛而谈的判断具体化，把单线条的论述结构化。更进一步言，在呈现和反映丰富多彩、厚重的区域史实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些学术界共同关心、讨论的问题，将经验研究理论化。201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按照“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原则，制定中长期规划和具体工作方案，确定研究重点和主攻方向。而今，这方面的推进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