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的《乐章集》是词史上的经典，这在今日已成共识。然其经典地位的形成时期，有人认为是在宋代，依据是“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卷三）的传播热度，以及苏轼问善讴者“我词比柳词何如”（《吹剑续录》）时所流露出来的挑战态度。然而，宋人笔记中更多的是柳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浅近卑俗，自成一体……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碧鸡漫志》卷二）这样的负面评论。可见宋代文人将柳词定位为流传甚广却格调不高的流行歌词，可以算是一种“民间经典”。此后词坛一直围绕柳词的俚俗修辞与铺叙手法展开批评，贬多于褒。但从晚清常州词派开始，对柳词的评价越来越高，尤其是冯煦、陈锐、郑文焯、蔡嵩云等一批词学家，对柳词给出了至高的评价，认为柳词是“自南唐二主及正中后，得词体之正者”（《大鹤山人词话》）；哪怕是被常派推为宋词最高成就代表的周邦彦，其渊源也是“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家法”（《柯亭词论》）。在柳词的这一波经典化浪潮中，缪荃孙、朱祖谋、郑文焯等人对《乐章集》的校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清末民初的词论家们发表评论的文献依据，也是柳词从“民间经典”上升为“文学经典”的重要支撑。

　　晚清民初对《乐章集》的校勘

　　虽然《乐章集》在北宋已获刊刻，但其在元、明两代及清代前期却都以选本、抄本的形式流传。晚清之前，可见的《乐章集》刻本似乎只有明人毛晋编刻的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此版错误很多，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藏书家吴重熹刻《山左人词》，收宋人词集九种，才又重刊此集。

　　吴重熹所刻汲古阁本《乐章集》虽无版本学的意义，却引发了缪荃孙、曹元忠、郑文焯等人的校勘热情。据《艺风老人日记》所载，缪荃孙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至翌年九月，一直在校勘《乐章集》。缪氏校毕还撰有跋文，可知他先用明代抄本、选本以及清初词律书来校勘柳词并辑佚，校勘涉及异文讹字、脱行夺字等方面，并撰《校勘记》一卷；后来陆心源长子陆树藩以宋本校之，缪荃孙将其补入《校勘记》，并列宋本目录于前。光绪二十八年，缪荃孙又命弟子曹元忠继续辑录佚词，再取《阳春白雪》《梅苑》《全芳备祖》《词律拾遗》诸书进行补校，曹氏撰成《补遗》一卷，与乃师《校勘记》合在一起单独印行。后来重刻《山左人词》时，《校勘记》与《补遗》被附在《乐章集》之后，终成完璧。

　　在缪、曹师徒校勘柳词的同时，郑文焯也在大力批校《乐章集》，所用底本则是吴重熹刻本的初印本。根据郑氏批语时间，可知他从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1911），一直在批校《乐章集》，可谓一校再校。另一位校勘大师朱祖谋，在辑刻《彊村丛书》时也对《乐章集》进行了精校细勘，他在校记后面有一段跋文，说明所用底本是劳权（巽卿）的钞本。此本钞自毛扆（斧季）的校本，而毛氏则是据含经堂宋本及周、孙两家钞本所校。虽然朱祖谋没有采用吴重熹所刻《乐章集》为底本，但在校勘中却采录缪、曹二人不少的校记，经常出现“从缪校引宋本”等话语。1917年，《彊村丛书》初刻刊行，郑文焯、夏敬观等人进行批校，朱祖谋在补校《乐章集》时采纳了夏敬观的意见，有“从夏吷庵校”的校语。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1922年《彊村丛书》的第三次校补本，其中《乐章集》保留了夏敬观的眉批、跋文与圈点，广涉字词、词韵、词律、句法及鉴赏等多个层面，这一版《乐章集》堪称柳词校勘史上的集大成者。

　　除了缪、曹、郑、朱等人外，王国维也曾致力于校勘《乐章集》。1909年仲夏，王国维从吴昌绶（伯宛）处借来劳权手抄毛扆校宋本《乐章集》三卷，先抄录，再用明抄本校勘。端午后一日，王氏写批语道：“又得观梅禹金抄本，又一蒋香泉所藏旧抄本。梅抄在此刻与校宋本之间，蒋抄甚古而讹缺太多，二本皆伯宛舍人物。劳钞则渠转假诸傅沅叔学使者也。时端午后一日，梅雨初霁，几案笔砚间，皆有润泽之气，在北地为罕见矣。”（《人间校词札记》）这些批校之语，后来与《山谷词校勘记》一起被罗振常的女儿罗庄合为《人间校词札记》，刊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十卷第一号（1936年2月）。

　　晚清民初校勘者对《乐章集》的校勘热情，可能仅次于梦窗词，这种大规模的校勘活动不仅助推了柳词的接受高潮，也推进了晚清民初的词学交流与词学建构。

　　校勘《乐章集》的原因

　　晚清民初有如此多的名家热衷于校勘《乐章集》，这在柳词接受史上前所未见，其间原因值得总结。

　　首先，从学习填词的角度看，晚清民初词坛需要一本完善的《乐章集》。晚清词坛以常州词派为主导，虽然常派的词学理论超出众流，但其“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的学词路径却悬格过高，初学者不易进入。而自宋代开始，就有“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贵耳集》）的说法，原因是柳词“音律甚协，句法亦多有好处”（《乐府指迷》）。对于想学填词的清人来说，讲究音律和句法的《乐章集》才是理想的入门教材。然而，元、明两代一直到清代前中期，《乐章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致使四库馆臣发出了“宋词之传于今者，惟此集最为残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的感叹。所以，校勘《乐章集》成为晚清词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次，从词学发展的角度看，晚清词学开始重新确立柳永的词史地位，这也需要完善的《乐章集》作为文献依据。词学史上对柳永的评价一直贬多于褒，但从常派开始，对柳永的评价日趋正面，更为重要的是，常派词人开始将柳永置于南唐至北宋的词史长河中来加以考察，揭示他在词体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如宋翔凤指出：“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盖起于宋仁宗朝……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乐府余论》）柳永是不是慢词的开创者，需要用完整的《乐章集》来证明，否则只会聚讼纷纭，各说各话。所以常派与亲近常派的词学家们便在晚清民初开始大规模整理《乐章集》，以其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最后，从晚清民初的词学构成看，词集校勘已成专门之学，《乐章集》的校勘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先前之所以鲜有人对《乐章集》进行校勘，一个重要原因是难度较大，诚如缪荃孙所言：“宋人词集校订至难，而柳词为最。”（《乐章集校记跋》）但从王鹏运至朱祖谋，词集校勘的体例在实践中逐渐成熟，经验也日渐丰富，这些都为《乐章集》的校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词集校勘成为一门学问时，词学家们自然纷纷投身其中，这直接推动了《乐章集》等一批宋人词集的整理与校勘，而这些词集的整理与校勘也有力地支撑了词集校勘学的建立与发展。

　　校勘《乐章集》的经典化效应

　　晚清民初校勘者对《乐章集》的大规模校勘，直接推动了柳词的经典化进程，这一点可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乐章集》经过多次校勘完成了从唱本到文本的凝定，实现了柳词以文学文本形式在晚清民初的传播。宋代出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传播盛况，主要因为歌者的“妍唱”与柳词的“美听”，但在清代词中已成为案头文学，柳词必须有一个完善的文本，才能在词人间获得传播。郑文焯认为“《乐章集》读者既尟”的重要原因是“世无善本”（《大鹤山人词话》），不无道理。经过缪、曹、郑、朱等人的反复校勘，《乐章集》终于有了一个完善的本子，无论褒柳还是贬柳，都有了文献依据。冒广生提出：“词家之圣莫圣于柳、周，《乐章》《清真》全集具在。”（《遐庵词甲稿序》）言下之意即云，柳永、周邦彦是不是词家之圣，自可去读《乐章集》与《清真集》。可以说，完善的《乐章集》给了冒广生盛赞柳永的底气。经过校勘后的《乐章集》具备了文本传播的必要条件，这也是词文学在以“刊刻—阅读”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情况下，实现经典化的重要基础。

　　其次，细致的校读使柳词的艺术特质被深入挖掘，这是柳词实现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先前对柳词的褒扬都很简单笼统，要想确立柳永的词史地位，必须通过细读来挖掘其艺术特质，校读则是最好的细读方式。郑文焯、夏敬观等人在校读《乐章集》时就有对柳词特质的揭示。例如，夏敬观在校《长寿乐·繁红嫩翠》下阕“舞袖飘雪，歌响行云”时批云：“‘舞袖’二句亦是参差对，此《楚辞》之作法也。”（《彊村丛书》第一册）这是对柳词句法的揭示。郑文焯在校《雨霖铃·寒蝉凄切》时批云：“考唐《乐府杂录·别乐五音廿八调图》，入声商七调第四运双调，故填是曲宜用入声韵，但柳词于双调宫谱中亦用上声，起调则以商角同用之例，角为上声也，此义鲜有知之者。”（《大鹤山人词话》）这是对柳词用韵之妙的揭示。在校《抛球乐·晚来天气浓淡》时郑氏批云：“结拍与〔破阵乐〕‘渐觉云海沉沉，洞天日晓’语意俱有掉入苍茫之概，骨气雄逸，与徒写景物情事意境不同。”这是用“骨气”来总结柳词的艺术特质。郑文焯还说，在校词时不断“玩索是集”，并在“神力所注”“全章枢纽”处“以墨围点注”，名曰“柳家词眼”（《大鹤山人词话》）。可惜他圈点太多，已分不清哪些是“柳家词眼”了。只有进入“玩索”状态的校读者，才能深入发现柳词的艺术特质，从这个意义来说，《乐章集》的校读者也是经典的发现者。郑文焯还将自己对柳词的“发现”写信告诉陈锐，陈锐又在《袌碧斋词话》中加以节录，如此一来，便有更多人知晓柳词的妙处。所以说，在柳词经典化的过程中，以郑文焯为代表的一批校勘者起到了发现者、阐发者、传播者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最后，晚清民初校读者对《乐章集》的校勘，是用学术化的方式来处理柳词文本，这种特殊的尊体方式奠定了柳词经典化的文化基础。许多宋词之所以能在清代实现经典化，与清人的“尊体运动”密不可分。如果词体一直被视为小道薄技，那么无论宋词有多高的艺术成就，也无法成为经典。为了填词不被鄙视，清人一直在抬尊词体，甚至可以说“尊体”成了清代词学的核心议题。在清代之前，“尊体”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严辨词体特性，与诗体分疆划畛；二是破体诗化，向儒家诗教靠拢。从雍正、乾隆时期开始，清人多了一种尊体方式——将词体纳入学术研究的领域。而文献校勘则是清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词集进行校勘，其实是将乾嘉学术中校订经史的学术路径引入到词学中来；词集校勘学的逐渐形成，从一个侧面表明：词学研究已被纳入了清代的学术之中。所以当《乐章集》被反复校勘时，它不仅参与到了当时的词学建构中来，更成为晚清民初整个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其社会身份与文化品格自然会得到很大的提升，这在柳词经典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总之，宋词在实现经典化的过程中，其文学文本必须得到传播，美学特质必须被人发现，文化意义必须获得提升，而晚清民初对《乐章集》的校勘恰恰完成了这些环节。所以说，词集校勘在柳词经典化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晚清民初，缪荃孙、朱祖谋、郑文焯、夏敬观等人对《乐章集》的反复批校，极大地推动了柳词的经典化进程：第一，传播是文学作品实现经典化的重要环节，而刊刻与校勘又是唐宋作品在明清时期得以传播的重要途径。像柳词这种原本以口头传播为主的“民间经典”，要想在文本传播的时代转变成为“文学经典”，首先要转变传播方式，获得文本的支撑。第二，相较于钞本，刻本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但是普通刻本会因底本、刻工等原因而存在各种问题，这时就需要校勘，只有经过反复校勘的文本才能称为“经典文本”。尤其像《乐章集》这样的唱本，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特殊的讹误，必须经过细致校勘，才能实现从唱本到文本的凝定。只有《乐章集》成了“经典文本”，柳词才有可能成为文学的经典。第三，除选家、评论家以外，校勘者也可以成为经典的“发现者”。像郑文焯、夏敬观等人原本就是著名的词学家，他们通过细致的校读，从文本差异间发掘出柳词的审美特质，再以自身的影响力加以传布，这样的校勘者也正是文学经典的“发现者”。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