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理学的总体成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舆地之学的发展，二是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和吸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将清代传统地理之学与外国地理研究并称，是为清代地理学发展之两途。当下学术界对清代地理学的研究，尤以赵荣和杨正泰著《中国地理学史（清代）》（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为代表。前书长于阐述清代地理学思想及其扩展，借此俯瞰清代地理学发展的总成绩。后两书则重在考察晚清社会变迁中清代地理学的进程以及西学传入后清代地理学的走向。上述著作从传统舆地之学和西方地理知识这两个维度，系统厘清了清代地理学的发展脉络。

　　清代纂修《四库全书》之时，正值乾嘉考据学派兴盛之际。众多考证名家参与四库馆，并力倡舆地之学的重要性，于清代传统地理学的发展助益良多。同时，清代禁书活动导致大量地理典籍遭到焚毁，又深刻规训着当朝士人的地理撰述。可以说，《四库全书》的纂修对清代地理学的发展利弊参半。

　　厘定地理书籍类目

　　《四库全书》的修撰直接促使地理类目日渐完善，并最终形成分类的范式。四库馆臣的地理考据成就，也成为清代官方考据的代表，弥补了乾嘉考据中的官方缺位。自《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地理类目以来，历代官私藏书目录皆有不同程度的改易，而地理书籍的归置大致遵照不同时期的地理认知和书籍发展的脉络而来。随着地理撰述的兴盛，地理类目的细分便成为应有之义，始于郑樵《通志》析分地理类为“地理、都城宫苑、郡邑、图经、方物、川渎、名山洞府、朝聘、行役、蛮夷”十类。明清私家藏书目录大致遵从《通志》这一范例。

　　清初，虽然《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等官撰书籍采纳郑樵《通志》地理书籍细分类目的方式，但具体分置却有不同。直至《四库全书》改易名称，才确定地理细目为“宫殿簿、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并成为清代以降目录学著作中地理分类的范式。嘉庆时期，周中孚所撰《郑堂读书记》完全遵从《四库全书》地理类的分目，于地理之下设宫殿簿等十类。而《爱日精庐藏书志》《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虽无地理类下之小目，但归置地理书籍的次序也完全遵照《四库全书》十类之法。从这个层面来说，自《四库全书》厘定地理类书籍分类之后，多为清代目录学家承继，地理类目的分并改隶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准则。

　　长期以来，当我们谈论清代考据之学代替明末空谈心性之学时，均强调清代统治者的有意倡导，尤其是清政府开明史馆、四库馆等，延揽士人，从官方立场上推动了乾嘉考据学的发展，但在具体缕述考据学成就或者考据学发展的脉络时，并未措意于清代官方知识群体。其实，四库馆臣撰写的提要以及汇编而成的《四库全书考证》，涉及大量考证内容，最能体现四库馆臣的考据思想和考据成就，四库馆臣的地理考据亦多有发覆之功。在乾嘉考据研究之下，清代官方群体的考据学易被忽略，而四库馆臣的考据内容有助于弥补这一罅缝。四库馆臣的地理考据，尤重疆域变迁与郡邑沿革，纠谬参稽。于此而言，四库馆臣的考据方法和考据成果是对乾嘉考据的重要补充，能够更加全面地展现清代考据学的发展和成就。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四库全书》编纂的制约，馆臣的考据内容不能完全呈现，孤证为据层出不穷。同时，又杂出众手，考据失实亦复不少。

　　不利于地理书籍流传

　　《四库全书》纂修期间设立的存目书和禁毁书标准，深刻影响了清代学人地理书籍的阅读实践。《四库全书》著录地理典籍150种，存目432种，二者相加亦不过五百余种。与此前历代浩如烟海的地理书籍相比，《四库全书》所收书籍可谓寥若晨星。大量地理类典籍被焚毁、列入存目，极大地影响了清代学林之间的地理书籍流通和士人阅读。

　　以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军事地理书籍为例，《四库全书》仅将《天下郡国利病书》置于存目中，而对《读史方舆纪要》则未加收录。在此种做法中，蕴积着四库馆臣乃至朝廷的积虑。在他们看来，《读史方舆纪要》的主旨是记载“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核心内容乃是阐明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战略价值，所云“起事（立本）之地，须审天下之大势而后定”，似有教唆或指引战事之意。《天下郡国利病书》则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形势，顾炎武深感兵防之重要，故详细摘录了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的资料。《四库提要》以“编次亦绝无体例，盖未成之稿本也”为由，将《天下郡国利病书》列入存目。但四库馆臣更深层次的考虑很可能是，他们深知该书叙述的农民起义、社会动乱等易诱导士人，而各地险要和粮草供应更是朝廷之隐秘，不可大加宣扬。

　　由此可以料想，《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定然不会被《四库全书》着意著录，四库馆臣更不会引导士林撰述类似著作。故而两书自成稿之后，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直到嘉道之际，方有刻本流播，以致学人观书不便。清代名臣阮元（1764—1849）认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流传虽多，然强半为抄手割落，而四库书中又仅列之存目，民间无从是正”，即此之谓也。

　　有碍地理书籍撰述

　　《四库全书》纂修深刻影响着清人地理撰述的风向。以东北一地的撰述为例，清代查禁的地理书籍大多有关建州、辽东等地，因为当地为清朝龙兴之地，朝廷对其实行封禁政策，不欲外人知其内幕。这些典籍经四库馆禁毁后，士林之间少有流传，有关东北地区的地理沿革等亦被湮没，在一定程度上规训了士人撰述地理书籍的范围和尺度。

　　在中国古代地理典籍中，不乏《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筹海图编》等记叙当朝地理与寰宇的典籍。而在《四库全书》纂修之后，尤其是禁毁书籍与文字狱之后，清人的当代地理撰述相当凋零，士人多埋首前代著述中，焚膏继晷以终生，无怪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于是中清之地理学，亦偏于考古一途”。

　　嘉道之际兴起的西北史地学派，似乎是对前述观点的一种反驳。西北史地学研究可谓开启一代研究风尚，尤其是敢于研究当朝的地理沿革与疆域变迁，这一学派的学人互相结识并逐渐汇聚，形成箭垛效应，促进了西北史地研究的开展。梁启超总结称“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但我们将祁韵士、徐松、张穆、何秋涛等人的地理撰述逐一阅读之后，便会发现这些著述具有的共同特性是“凿空”。除了《蒙古游牧记》专记清代蒙古部落及各族关系而颇有当代史之范外，其他史籍多为搜辑历代西北史地著述加以汇编而成，实与当代史研究难以契合。即使是乾隆后期洪亮吉撰述的《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书名虽属洪氏所历之时，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地理书籍，不过是《大清一统志》之节略而已。于此而言，《四库全书》纂修期间的禁书活动，导致文网渐密，清代士人的阅读和写作皆受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当时地理书籍的撰述。

　　地理成为治史“四把钥匙”之一

　　《四库全书总目》提倡治史者需先熟谙地理，清代学人逐渐认识到“地理”对于治史的重要性，并最终演变为治史的“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文献目录学）之一。乾隆间，全祖望在《端溪讲堂策问》中称“夫舆地之学，读史者所最重也”，率先提出治史需当通舆地之学，讲求地理对于治史的重要性。后经《四库全书总目》倡导，逐渐成为清人的共识。《阅史津逮》提要称“阅史不谙地理，无由识其形势”，馆臣进一步认为治史者需熟谙地理，方可知悉天下形势。后又在《思辨录辑要》提要中提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首次阐发地理切用于世的作用，故而理应成为治史者必备的学识。

　　《四库全书总目》之后，地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治史需先通舆地之类的记载不绝于书。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提出“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后演变为“予好读乙部书，涉猎四十年，窃谓史家所当讨论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钱氏自述四十年的治学心得，以地理、官制、氏族为治史的必备学识，而地理更被升为治史的第一要义。嘉道之际，丁晏的《颐志斋文钞》由指责明代学人“舆记地志纷然滋伪”，进而阐述明人治学之疏略，盖因忽视舆地之学而致，借此提倡“经史要领，多在舆地”，所言与全祖望、钱大昕等人不谋而合。与丁晏同时期的地理学家李兆洛，精于舆地考证，著有《历代地理沿革图》《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等，后经李鸿章汇刻，序言首倡“夫舆地之学，为读史第一要义。治化兴替，利病之由，形势轻重，兵家胜负之迹，胥于是观之”。同光时期，藏书家耿文光以所著《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名于世，被后世誉为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后第一部大型综合性提要式书目。在治史方法上，耿氏除了讲求通目录之学外，还提出“年号、职官、地理最宜熟记”。耿文光提出的“目录、年号、职官、地理”乃治史“四把钥匙”的先导，可谓先见卓识。

　　在清代以来一脉相承的史学演变中，地理始终成为必备学识之一。地理被当作治史的要义，虽缘起于全祖望之提倡，但却是通过《四库全书总目》而广为学人接受，并经钱大昕等人宣扬才获得认知，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因此，通过探求《四库全书》提倡地理的重要性，进而寻绎地理作为治史钥匙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清代地理学发展的一个侧面。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