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沧萍（1922—2023），出生于广东番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1946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经济系。1948—1951年在美国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51年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新中国。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邬沧萍长期致力于人口学研究和教学；70年代末开启中国老年学的研究和教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中国老年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

   邬沧萍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府参事、第五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和北京市副主委、民盟中央顾问，以及中国老年学学会会长、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人口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市老年学会会长等。

邬沧萍撰写了大量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的著作、教材和论文。公开发表学术文章200余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求是》《红旗文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30多篇。鉴于其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方面的卓越贡献，邬沧萍曾荣获多项重要奖励。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生有序，则万物兼济；其老有安，则天下太平。人口问题与老龄问题是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问题。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人口学和老年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邬沧萍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为我国人口事业、老龄事业兢兢业业治学育人的大家。虽然邬先生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治学报国的爱国情怀、勇于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丰富厚重的学术积淀不仅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后辈学者树立了楷模风范，更为积极应对我国人口问题、老龄问题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思想财富。

　　常存报国志 期颐鉴初心

　　大家之为大家，其学术贡献自然令人仰止，但邬先生七十余年来所秉持的治学报国情怀更是这位思想大家值得敬仰的精神底色。1951年，新中国成立不久，邬沧萍在美国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后即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携家人回国，积极投身我国教育事业。1953年，他从辅仁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先后教过统计学、人口学、老年学等课程。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前身是1937年诞生的陕北公学。邬沧萍作为爱国知识分子在人大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这让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对教学工作来讲，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哲学基础，就像既获得了一个望远镜，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又获得了一个显微镜，对小问题就可以看得更加深刻”。这为他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指明了方向，也是他敏锐洞察中国人口问题、老龄问题的重要缘由。

　　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职业生涯中，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始终融入立德树人、著书立说的各个环节。也正是这份爱国、报国的初心使他始终把学术研究与党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只要是国家需要的，我从来都是无条件服从”。20世纪70年代初，人口研究还是学术禁区，乏人涉足，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新中国成立后重新筹组的首个人口学研究小组，牵头或参与编写、翻译了奠基性的人口学教材，撰写了改革开放后第一篇人口学理论文章，起草了新中国第一份人口研究报告。80年代初，在人口数量问题已成为研究热点时，他敏锐地判断人口老龄化将是中国很快面临的发展趋势，必须要立即作出理论和学科回应。于是他从那时就开始指导研究生从事老龄研究，并于2003年创立了我国老年学学科。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使他敢于担当，把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求，把学科建设作为发展根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即便到了期颐之年，报效祖国的初心志向依然未减，以自己七十余年的杏坛耕耘和学术奉献证明了他深沉的爱国之情。

　　勇于学术创新 堪为经师楷模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大家不仅应具备广博精深的专业知识，更在于其对学科的引领作用和不断创新的学术思想。在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学术创新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学的恢复、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老年学从无到有乃至壮大的历程都印证了邬沧萍这位世纪老人对学科所倾注的毕生之力。他不断在现实中观察、发现新问题，反复揣摩、研究后大胆提出新的思想和观点，引领学科发展并始终站在学术前沿。

　　以人口学的教学研究为例，创新始终贯穿邬沧萍先生的学术生涯。早在1953年，他作为统计学教师参加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就意识到，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必须尽快对人口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基于扎实的理论基础、统计学知识以及对人口问题的思考研究，他决定专注于人口学的研究和教学。作为学科开拓者，他主编、参编或撰写了一系列人口学的基础教材和工具书，如《人口学辞典》《人口通论》（翻译）、《人口统计学》《世界人口》《人口理论》《世界人口统计简编》《人口译丛》等。鉴于我国人口众多的事实，他提议我国打破国外人口学只培养研究生的常例，招收少量本科生，在他和一些学者的推动下，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招收人口学本科生，培养了新中国较早一批人口学专业人才。为了推动学科发展，他还建议创办我国现代第一份人口学刊物——《人口研究》。这些基础性工作对于我国现代人口学起到了重要开拓作用。邬沧萍在人口学领域的贡献使他荣获了人口学界最高奖项“中华人口奖（第二届）”和“人口学会终生荣誉会员奖”。

　　当他敏锐地从人口研究中认识到人口老龄化即将到来时，便率先于1984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老龄问题和我们的对策》一文，不但清晰阐明了控制人口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还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解决老龄问题的关键，这是他正式发表的关于我国老龄问题的第一篇理论文章。1986年，他提出中国的老龄化是“未富先老”，指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独特性。至今“未富先老”仍被广泛认为是我国在老龄化较早阶段的显著特点。邬沧萍很早就致力于寻求应对老龄问题的中国方案，1987年，他发表了《论老年学的形成、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一文，提出要“创建有中国特点的老年学”，“老年学在我国是一门有现实需要的科学”。1994年，在对健康老龄化的理念、理论依据和实现路径做了大量研究后，他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提倡健康的老龄化”。这些探索和思考，对于我国老年学的应运而生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他的带领下，1999年，中国老年学的奠基性教材《社会老年学》正式出版，至今仍是我国社会老年学的扛鼎之作。在他和笔者的共同努力下，2003年教育部批准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老年学研究所，这是国内第一个培养老年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高校研究机构，中国老年学学科由此正式拉开帷幕。正是这些成果使得人们亲切地把邬沧萍称为“中国的老年学之父”。他牵头撰写或主编了我国老年学的基础教材和著作如《老年学概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化与挑战》等，已经成为国内老年学教学研究的必读书目，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奖项。

　　进入21世纪，邬沧萍依然以自己的勤奋和创新精神在治学之路上继续推陈出新，撰写了多部（篇）极具理论价值的著作、文章。2002年，当绝大多数人对经济增长还局限在抽象数量认识时，他不但提出要重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问题，还系统阐释了老年人生活质量内涵、指标体系等。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召开后，他又开展了对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和政策研究，认为仅仅把积极老龄化理解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是不够全面的，提出积极老龄化是一种战略思维，并早在21世纪初就倡导我国应把积极老龄化理念升华为整个人口群体的老龄化应对策略。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可见邬沧萍等人在十几年前开展的研究实现了从理论到国家战略的升华，也反映出他前瞻性、全局性的学术视野和敢于提出新观点的为学精神，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产生难以估量的价值。

　　虽然邬沧萍先生一直致力于老年学和人口学的研究，但他从不孤立看待老龄问题或人口问题。2012年由邬沧萍和笔者合作主编的《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把老龄领域的若干问题融入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框架体系中，从一个更具全局性的视野分析老龄问题，为当代中国提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目标、美好愿景和实现路径。

　　面对我国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大量观点把老年人预设为负担或包袱，主要从怎样更好地养老来考虑老龄问题。2019年，在97岁高龄之际，邬沧萍组织多位专家学者合作完成了《老年价值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该书从多个学科的角度系统分析老年人的价值，使人们对老年人持更科学、更客观、更积极的态度和观念，更新老龄社会中对老年人的偏见甚至歧视，为全社会形成积极老龄观奠定了理论基础。积极老龄观的系列观点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等指导思想甚相契合，对于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了充分的理论诠释。这些在学术上的贡献使他先后获得了“老年学终身成就奖”“第一届吴玉章人文社科终身成就奖”等多项奖励。

　　即便进入期颐之年，邬沧萍在学术上的创新仍卓然可见。在以往调查研究和理性认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深入思考影响健康的诸多因素，大胆地提出了“存在决定健康长寿”的观点。他认为应该从人类的个体和群体来看待长寿和健康，人的寿命与遗传基因有关，但环境因素更为重要。其中的“存在”是从唯物论“存在决定意识”中发展衍生而来，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外在环境、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总称。环境包括宏观和微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条件则是人类体能和智能得以发挥的硬条件和软条件，包括能保障基本生活、维护健康以及保证人生存、生活和功能发挥的文化教育、思想道德等条件。他认为，“存在”（existence）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新健康老龄化理念中的“环境”（environment）有别。环境一般指个人的生活生存环境，而邬沧萍先生提出的“存在”既包括微观环境又涵盖宏观环境，包括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还包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健康观等意涵，对人们选择和坚持健康生活方式十分重要。

　　2021年5月，结合新发布的“七普”数据，邬沧萍认为我国少子老龄化程度比原来预测的还要高。这一发展之所以超出很多专家认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超出预计，而寿命长短与贫富水平关系极大，因此老龄人口的比例增长比预估要高。但人口健康依然是短板，邬沧萍提出，要获得长寿红利就必须重视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要把健康问题提到新的高度。

　　关于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邬沧萍指出，未来的人口学、老年学应该考虑到从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研究人口老龄化、国家政策和战略，在新征程真正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此外还应该再加上健康，把老年人和全民健康放在更高位置，减少对他人的依赖，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进步。

　　仔细研读邬沧萍教授这几十年的学术著作，不难看出他在治学中总是秉持并传递出这样几种精神。一是研究真问题。他涉猎的人口、老龄领域的若干问题无一不是中国社会现实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二是着眼大视野。他不是局限于单一的方面或短浅的目标去看问题，而是站在国家、世界乃至人类的格局去做研究。三是重视理论创新。他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大胆提出新思想，进而展开严谨论证。

　　践行积极老龄观 塑造人师典范

　　如果说科学研究是邬沧萍先生的毕生志趣，那么七十余载执教生涯则是最令他深感欣慰与自豪的成就。当学生们谈起邬老师，勤奋积极、乐观豁达、爱生如子、严于律己是他们用得最多的关键词。在学生们的眼中，邬沧萍先生无疑是为学、为事、为人最具表率的大先生。

　　为学生成才铺路搭桥，是甘为人梯的邬沧萍从教以来始终不变的初心。早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初创时期，为了培养我国急需的人口学专业人才，在人口学理论、方法和数据上尽快与国际接轨，科学认识我国人口问题，他和刘铮、戴世光、查瑞传等老师克服重重困难，从人口思想史、人口发展史、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技术方法、世界人口等角度入手，为缺乏理论和方法的中国人口学研究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邬沧萍等学者不仅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人口学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也通过老年学专业的设立使我国在迈入老龄化社会之初能够有及时的人才储备。在邬老师的影响下，很多学生已成为我国相关领域的栋梁之材。

　　师者，严爱相济、润己泽人。这样的一位大先生对学生的教诲与关爱浸润在日常点滴之间。即使年近百岁，他也坚持每年为大学新生讲开学第一课。从82岁到99岁的18年间，每一年中国老年学学科建设研讨会，邬老师都亲到现场发表主旨演讲，躬行对老年学人才培养的支持。2007年7月的学科建设会前夜，夫人不幸病逝，邬老师非常悲痛，一整晚都在奔波，然而第二天一早的开幕式，他依然如期到场并发表演讲。他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与热爱一直鼓舞着后辈学者。

　　师者，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积极老龄化是国际社会提出的理念，而我国更进一步将之升华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核心理念。邬沧萍先生不仅在理论上对这一理念作出了我国最早的理论诠释，还通过孜孜不倦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的百岁人生生动地践行了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且不论他90岁时出版了《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95岁主编完成60万字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97岁高龄完成了35万字的《老年价值论》，近百岁高龄还在推动修订《社会老龄学》，只要他认为能够对老龄事业、人口事业有利的事，对别人有益的事，他都会积极参与、亲力亲为，仅凭这一点就足见其堪为师者典范。

　　邬老师曾说，“我的一生就没有懒惰过”。早年间即使被下放到农村，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他依然坚持学习，从不懈怠。由于工作勤奋，1959年他被评为“北京市文教先进工作者”。到了晚年，他依然倾注大量心血来完成每一件工作。他主编的每一部著作都花费大量精力拟定提纲、标注文献来源，成稿后三番五次修改，排版后再逐一审阅，出版前还要看好几遍。很多参考文献上密密麻麻地标注了他的注解。他常引用臧克家的诗句“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90岁以后仍每天工作六小时以上。他的演讲发言都无一例外提前做好充分准备，认真思考、查阅资料、不断完善，因而他几乎每一次发言都有新的观点，且全程脱稿，言之有物。201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评选的“最美老有所为人物”中，他是唯一来自高校的获奖者。正如颁奖词所言——“研学唯精，一心存报国家志；桑榆未晚，众口争夸矍铄翁”，无论困难几何，他总是以乐观的心态、积极的行动在体现自己对事业的执着，而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便持久地成为这位学术大家给后辈学人留下的鲜明印迹，终将引领他们去全身心地致力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

　　结语

　　对于师者而言，要成为既精通专业知识的“经师”，又具备德行涵养的“人师”并非易事。邬先生以他不懈的学术追求，对学生无尽的关爱提携，展现了经师与人师的协调统一。“百岁华发少年梦，万世桃李下成蹊”，一位学生给邬老师的生日贺词正是他百岁人生的凝练和真实写照。

　　邬先生在人口学、老年学领域的奠基性贡献不仅仅建立在其高超的治学之道上，家国情怀、以国为家、以学报国驱使他一旦选择了国家、人民和科学的事业就矢志不移，直至人生终点。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学养，为他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根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成为其人口学和老年学研究的根本遵循。他的哲学功底使他在比常人更长的职业生涯中得以厚积薄发、硕果累累。在他人生与事业的多个重要阶段，守正创新、敏锐捕捉前沿的能力又使他独具前瞻性的判断和选择。他所开拓并引领的人口学、老年学起初并非热门甚至并不为众人看好，但正是他的胆识和坚守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壮大，真正为我国的人口事业、老龄事业提供理论给养、人才储备。对理论的热爱贯穿于他对每一个问题的思考之中，在深思熟虑、反复论证之后审慎提出独具创新价值的理论观点，进而升华为对实践的指导。积极乐观、老有所为的人生态度使得他不同于大多数暮年长者，他并不止步于过往的成就，而总是对未知的研究问题充满好奇。

　　或许邬沧萍先生的确有着许多过人之处，又或者历史的机缘巧合成就了这位学术大家，但源自内心的对学术的热爱和广博的人生格局，才使得他在学术之路上走得又远又宽。他经常强调，“要从整个社会发展甚至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一切学术问题才能看得清、看得远”。这为在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和经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