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一度使国家似乎成为“被超越”的明日黄花。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亚经济奇迹”的发生和美国霸权政策进一步扩张，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国家的角色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西方的历史演变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国家问题，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和形式等问题。他们的观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方向性指标，为后继者理解、发展和深化这一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相继逝世之后，除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们批判性分析了法西斯主义国家，国家理论在西方实际上长期处于沉寂状态。

　　20世纪60年代，以工具论观点理解国家的传统解释遭受质疑，国家问题重新获得关注。密里本德、列斐伏尔、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等人都对国家理论的本质和方法论发表了看法，工具论与结构论、经济决定论与相对自主论的争论展现了这一时期国家理论发展的主要特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事件当属“密里本德—普兰查斯之争”。

　　1969年，密里本德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一书，直接将理论矛头指向多元主义国家观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指控，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阶级斗争”两大马克思主义经典命题为视角，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同年，持结构主义基本观点的普兰查斯针锋相对地指责密里本德没能把握社会阶级和国家的客观结构性现实，并进一步解释和维护自己的观点。作为回应，密里本德迅速撰文回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防，展开了十年的理论交锋。

　　这场没有结果的争论虽然被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但它引发了深远的理论效应。它真正将国家问题重新拉进了主流研究视野，为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和多元发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这表现在：第一，它有力回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重申了国家的阶级统治本质，指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消失和新的所有制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发达国家从属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属性。第二，争论探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强调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种关系性存在具有“制度性实体”功能，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第三，争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及其社会效应，对社会危机状态下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及其转型问题提出了具有批判性的观点。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西方进入了一个短暂的低潮期。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新变化。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催生了一些超国家集团的诞生，它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原本具有的特权地位构成了挑战。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新机遇、完善了福利国家体系，缓和了欧美国家的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国家更多地用治理手段而非过去的统治手段处理国内事务。

　　21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复苏

　　21世纪前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些变化，这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复苏。首先，美国加快构建单极霸权秩序，充分展现了帝国主义的国家本质，引发学者们对美国帝国主义新路径的讨论。其次，亚洲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展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欧美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方式，这引发了西方学者对非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形态的深入分析。最后，2008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反全球化趋势逐渐蔓延。在这些问题的凸显下，西方学者开始结合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方法，重新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功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复兴。

　　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三部曲”（《帝国》《大众》和《大同世界》）中，借用“帝国”概念描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统治秩序中国家的新特征。在他们看来，随着超国家的国际组织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帝国作为一种无中心、无疆界的新型权力形态，正在取代立足于民族国家的传统帝国主义主权结构。它打破了传统帝国主义内部明确的等级分界线，取而代之的是“由高度分化、高度流动的结构所构成的全球权力网络结构”，表现为一种没有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以非强制同化的方式持续对外扩张的发散型网络形式。

　　与上述观点相对，大卫·哈维和艾伦·伍德等人坚持认为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以新的手段和方式威胁着世界，资本和国家关系重塑了当代新帝国主义形态。他们都认同国家和资本始终处于一种矛盾辩证运动关系之中：一方面，资本积累必然要求国家政治权力的保障，并进一步延伸国家政治权力的辐射范围；另一方面，领土逻辑必然会对资本积累的无休止扩张造成阻碍，双方形成明显矛盾。然而，在具体展开分析时两人观点发生了分歧，形成了所谓“哈维—伍德之争”。哈维认为资本逻辑在当前资本帝国主义阶段中占据着支配地位，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延伸、扩张以保证资本积累的持续发生。伍德则相反，他认为资本帝国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民族国家。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专家鲍勃·雅索普近20年相继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完成了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理论。他指出，面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欧美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不得不走向区域联合，其核心是利用知识经济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基于参加工作这个新原则重构福利国家体系。这一新变化表明：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面临诸多重大挑战，但民族国家并没有走向消亡，而是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在此意义上，他重申了马克思有关世界市场和国家世界思想的重要价值，阐述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与不同形态的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相互依存关系。

　　佩里·安德森的工作同样值得关注。近20年里，他发表的几部著作将大众的实际生存状况、政治立场和社会阶级存在状况与资本主义政治生态，特别是西方政党情况相结合，阐明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理论。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追溯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强调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在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重申了考察民族国家的必要性；二是考察了霸权概念的历史演变，批判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主义国家本质；三是指认了欧美民粹主义的盛行是西方社会对金融危机的回应，认为这一趋势在本质上无法真正改变和挑战新自由主义国家形式。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再反思

　　历史地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根植于对资本主义国家变化和转型的敏锐观察和系统分析。相关研究成果证明了资本主义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依旧是透视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运转的科学工具。然而，从批判意义上看，这些研究又都有意无意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考察与分析，弱化了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在实践层面，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上给出了漂亮的答卷，更是在一系列“黑天鹅”事件中展现了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以更加丰富的内涵。

　　就此而言，我们应当重新反思和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一方面，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发展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学说，将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紧密结合，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强化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凸显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实现人民民主专政、推动人民解放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持续密切关注资本主义国家现实的新变化新动向，以一种批判性视角总结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从方法和内容入手，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价值。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