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开启了欧洲思想史的近代开端，现代性问题即肇始于此，现代性批判亦源于德国早期浪漫派对启蒙本质及理性命运的思考。承继浪漫主义精神的马克思，通过其实践哲学推进了启蒙批判的现代性场域转换，并实现了对浪漫主义的超越。

　　启蒙时代的现代性问题

　　18世纪被称为启蒙的世纪，启蒙哲人唤醒了一个以理性为信仰的崭新时代。如彼德·盖伊所言，“这是一个神秘主义没落的世纪，一个对生活越来越怀有希望、对人力越来越充满信心的世纪，一个执着探索和批判的世纪，一个关注社会改革的世纪，一个世俗主义日益抬头、冒险之风日渐盛行的世纪”。然而，作为现代社会的序曲，启蒙运动却开启了现代性危机的巨幕。人类摆脱其不成熟状态的结局是，虽然理智的进步引发了人对自身力量的永恒期盼，但是当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取代了封建专制，当“理性王国”的允诺遭遇幻灭之时，理性的僭妄、信仰的失落以及人性的分裂便凸现为时代的困局。启蒙运动试图通过“袪魅”，把世界从神话与迷信的支配中解脱开来，但这种努力却助长了“理性”向“工具理性”的偏斜，造就了新一轮的支配。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启蒙返回了神话，理性走向了其自身的对立面并代替上帝成为了新的权威，而“被彻底启蒙了的人类丧失了自我”，“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个体陷入征服感性世界的集体狂迷，也在理智的独断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感性的疏离，人类变成了异在于自身的、与自我原则相对立的存在，既分裂又孤立。可以说，从德国早期浪漫派到马克思，哲学议程经历了由启蒙批判向现代性批判的流转，但两者仍处于同一时代主题。启蒙批判率先抛出了现代性批判的诸多命题，它探讨理性、革新与自由的应有之义，这为探讨重建形而上学、求新意志与人性本质创造了条件。

　　早期浪漫派的启蒙批判

　　浪漫主义受益于启蒙精神的滋养，启蒙运动不仅为浪漫主义哲学提供了理论资源，也为其锻造了批判的武器。延续并改造启蒙精神，消解其在18世纪末期的危机，是早期浪漫主义的立场与态度。然而，德国早期浪漫派并未全然站在启蒙运动的对立面，他们如何强烈地批评它，便也如何坚定地认同它。奥·威·施莱格尔在《启蒙运动批判》中曾指出：“在看法和观念上引以为自豪的所有一切，都可以归结在启蒙运动这个由时代本身构造出来的概念中。”启蒙运动的自由解放原则与进步发展观念激发了浪漫派对“无限性”的追求，同时，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权威也遭遇了来自浪漫主义的审判。浪漫派认为，启蒙者无视理智与情感、想象的关系，将理性绝对化、教条化与抽象化，带来的是人性本质的内在分裂。在此种理性审视中，世界丧失了被赞赏的神秘与被沉思的魅力。理性未被向前推进，反而与现实达成了妥协。浪漫主义者将艺术视为解决时代困境与实现启蒙理想的手段，他们认为，唯有艺术才能恢复人的信念，才能使人与自然重新统一起来。不同于理性的否定性、毁灭性本质，艺术是一种肯定性的、创造性的力量，它有能力通过想象来创造一个完整世界。奥·威·施莱格尔相信，在诗与艺术中仍存在理想与神圣性。整合碎片化的现实并将其导向诗性的维度，可在对世界的“浪漫化”中探寻出一个理想的未来。德国早期浪漫派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应被视作对现代性的首轮批判，浪漫主义的审美信条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提供了思路。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浪漫主义色彩

　　马克思哲学蕴含着丰富的浪漫主义精神。奥·威·施莱格尔曾是马克思的老师，受耶拿浪漫派影响，青年马克思走上了反讽诗学之路。毫无疑问，马克思的美学研究为其写作经济学专著做了准备。W.J.T.米切尔就曾指出，“马克思习惯于从浪漫主义美学和解释学的词典中寻找术语来形容商品”。但不仅仅是“商品”，马克思诸多富于创见的经济学范畴均蕴含着美学，而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正是在对人的本质的美学审视中开启的。在马克思看来，理性主义权威已具象为资本，它拥有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使私有财产成为“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资本带来的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却造成了“人的世界的贬值”。马克思认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才是这个社会恒久的现实，只有通过积极扬弃私有财产，人的感觉力量和能力的丰富性才会复归，人对自身本质的全部占有是审美理想与感性解放的共同结果。如伊格尔顿所言，马克思哲学中的“审美”和“实践”始终是不可分割的。资本“无限度”的统治、人类力量的工具化触发了马克思哲学中潜存的审美情感，一种浪漫主义的狂怒在此批判中生效。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核心，“资本批判”延续了浪漫派启蒙理性批判的哲学任务，而无产阶级代表了一种新的创造性力量。美国学者维塞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植于诗歌的境象之中，因而它确实是一个历史的反讽”，“无产阶级本质上是一种诗力”。马克思的“浪漫”就是寻求人的解放与救赎，就是赋予每一个人成为人、成为创造者、成为诗人的可能性。马克思对理想社会具有科学的、艺术的设计，通过无产阶级的审美契约，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将在生产之美、人性之美、交往之美、生活之美与制度之美中成为现实。

　　马克思哲学对浪漫主义的超越

　　马克思与浪漫派对人性本质在现代社会的失落具有同等的关切，然而马克思指出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以一种现实的力量去真正地改变它。这种“改变”不是虚幻的精神慰藉，而是人所特有的创造自身与改造社会的本质性力量。以赛亚·伯林曾提出，在马克思的学说里，“有一个黄金时代，在其中，集体的人类摆脱了各种幻象和以这些幻象为症状的奴役，并将永远幸福”。“黄金时代”是浪漫派所追求的“蓝花”所栖之彼岸，马克思将浪漫主义的彼岸从天上取下，置入此岸，置入未来。他主张撕碎那“锁链”上“虚构的花朵”，不是失去幻想、遗失浪漫主义对于美好生活的预期，而是要扔掉束缚人手脚和精神的“锁链”，去“采摘新鲜的花朵”，去引领浪漫主义这叶偏航的“醉舟”，使奥夫特尔丁根在睡梦中的“蓝花”成为真正的可以触碰到的花朵。萨弗兰斯基认为，马克思哲学有一个伟大允诺，是要人们“将做着梦的浪漫主义唤醒，不是为了让它清醒，而是为了将被梦见的花朵，变成真实的花朵。马克思想以清醒的手段，继续浪漫主义；每个梦，都将被真实的拥有所超越”。马克思提出了解决现代性危机的现实途径，这是实践哲学对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的超越。正如麦克莱伦认为的那样，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两条思想脉络：其一是启蒙思想，推崇理性和进步，并强调生产力的增长；其二则是浪漫主义思想，主要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强调个体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不仅是启蒙思想与浪漫主义思想的追随者，更是发现了两者的片面性与局限性，他使启蒙精神与浪漫精神这两种思想传统得以互补与中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启蒙精神被公认为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品格时，浪漫精神更是其哲学思想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马克思是这两种西方思想传统的继承者与超越者。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9BSZ06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