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具有了新的发展形态，但并没有停止发掘并获取新的“红利”。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一些左翼学者率先提出“数字资本主义”的命题，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并引发了各领域的新图景。数字资本主义理论日益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热点。根据他们研究的基本情况，将其主要问题域分为三个维度。

　　数字资本主义范畴及统治样态的界定

　　就“数字资本主义”一词来讲，美国左翼学者丹·希勒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数字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形式，它没有消除，反而会增加市场制度的不稳定性及不平等性。以希勒为代表的左翼学者研究表明，随着数字空间的“增殖”，数字设定与算法越来越成为资本开发的新对象与新工具。

　　第一，数字资本主义是多极化的结构体系，也是资本主义新的演进变种，满足了资本获得特殊利益所需要的数字技术条件。乔纳森·佩斯指出，数字资本主义是数字技术调节资本主义结构倾向的过程、地点和时刻的集合。数字资本主义既不是一个结构性的整体，也不是一个历史时期。森健、日户浩之则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从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演变而来，同时具备两者的特征，都是不断追求资本积累的体系，而数字资本主义特殊之处就在于借助数字技术获取利润。

　　第二，数字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崛起的经济模式，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商品化形成的一种必然趋势。它的运行以数字技术、在线平台、数字用户为标志，基本遵循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数字在生产和消费中占据主要因素，并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和核心资产。当然，数字商品化一方面是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新的动力引擎，另一方面又会产生新的结构性矛盾。正如菲利普·斯塔布指出的，数字资本主义本身具有难以调和的消费困境。

　　第三，数字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向数字注入新的统治力量，同时利用它完成新的霸权统治形式，实现秩序的普遍统一与掌控。这既体现了数字技术的工具力量，又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加速推进。莎拉·迈尔斯-韦斯特等人的研究表明，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资本主义构成了一种新的统治样态，并逐渐成为资本巩固强权力量、传播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另一些学者在研究了数字社会以及存在其中并由它支持的活动、劳动和资本主义的类型后，指出它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数字资本主义的意义仍然在于以何种形式榨取剩余价值，形成数字寡头及其数字工厂系统。

　　关于数字劳动存在剥削的争论

　　有些西方左翼学者还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该研究任务中，主要侧重于对“数字劳动”问题的探讨。数字劳动是一种新的生产劳动模式，主要表现为由平台直接对接生产个人，有时生产者亦是消费者，具有高度的自由性和流动性。甚至有些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和框架解构并建构数字劳动理论。

　　第一，数字劳动利用数字这一生产资料紧密结合各方参与者，是包含在线数字用户的一系列复杂劳动形式。蒂兹纳·特拉诺瓦认为，数字劳动便是免费劳动的一种形式。在数字平台之下，用户的“无意识”生产与“零报酬”薪资促成了海量的数字资源包，正如特雷博·肖尔茨所说，互联网正如游乐场或社会工厂这般的生产场域，可以方便快捷地进行数字资本的整合和再生产。在此基础上，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介入数字劳动的研究，指出分析并抵制当今资本主义新的剥削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场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在数字劳动这一具体领域之下，西方左翼学者就剥削问题发生了分歧，同样值得关注。在数字劳动这个问题域之下存在两种理论倾向。一种观点认为，数字劳动通过攫取数字用户的无偿劳动占有数字资源转换为数字资本。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大多数用户来说，版权密集型工作和产业相对消失，在这种零散的数字环境中，产生的并不是为自己工作或者创造的工作，而是以数字佃农身份产生的免费劳动。比如，迈克·格里姆肖托认为，虽然看上去这是一种无害、有用、分散注意力或具有娱乐性质的劳动，但是它创造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免费的数字集散地，而这些免费的数字集散地能带来巨大的利润，并试图掏空我们创造价值的任何机会。与上述观点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数字劳动是一种文化性质的劳动，不存在特定的剥削行为。用户并没有产生价值和剩余价值，是自由时间从事的没有报酬的文化生产，无法根据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这类的代表学者有赫斯蒙德夫、亚当·阿维森等。

　　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数字异化或物化

　　不同于上述两条研究路径，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研究更注重关注数字时代人的生存状态。在一些西方左翼学者眼中，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并没有消失，而是产生了更具普遍性、隐蔽性、总体性的异化现象。不管是在马克思所处的传统工业社会中，还是拥有海量数据、进行算法图绘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生存方式都是资本主义的补充机制，人的生存方式不仅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表征，也可以成为加快或减缓社会革命的重要动力。数字技术发明无疑有助于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并满足人类的普遍需求，但是当数字与资本完成联姻，人们沉浸在纷繁复杂的数字社会之中，作为个体的、独立的一些思想和能力丧失，人类却陷入集体无意识，完成异化或物化，而这意味着物对人的支配关系，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生存的困境。基于以上共识，西方左翼学者对异化现象作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性反思。例如，马克·安德烈耶维奇讨论了数字在线经济中的监控和异化，马修·格里夫斯强调要对当代思想异化和高科技资本主义进行识别和评价，桑德罗·塞尔帕基于媒体与传播的角度指出数字技术在社会关系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另有学者则基于数字公共部门福利专业人员的异化来说明数字时代的异化表现。

　　一方面，指明异化在生活世界的延展中成为更加令人无法摆脱的命运，阉割人类的本真性，限制了人类的理论想象和实践作为。贝拉迪·佛朗哥指出，在数字网络的辖域之下，身体正消失在电脑屏幕面前，并且说明了异化或物化涉及思想、语言和情感等多方面。斯特芬·克鲁格和雅各布·约翰森在考察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基础之上，以社会心理调查的实证方法来研究异化在数字劳动范畴之内的表现形态。维多利亚·杨以案例的形式指出在媒体工作领域从事文化创造劳动主体的主题需要进一步得到研究，他同时认为，虽然创意性生产者脱离了大型公司，在YouTube这种平台上成为独立劳动者，代表着远离异化劳动这一理想的转变，但最终这一劳动仍然会被资本所淹没。

　　另一方面，揭示超越数字技术带来的这种“异化状态”并成功完成社会转型的可能性。在斯蒂格勒看来，个体主体可以成功躲避数字资本主义的规训力量，这种抵抗方式最终来源于外部力量。例如，为了摆脱数字资本主义的统治，他强调需要让公共权力积极介入。一种方式在于大学必须进行积极改造。大学的重要职责在于应对数字化和互联网所带来的可能的风险，重建被深度剥夺的注意力。另一种方式在于建立普遍的贡献模式。贡献模式的参与者可以借助免费的平台软件将知识技能、价值倾向、审美意趣投放到更大范围，这些参与者以贡献者的身份出场，不以盈利和消费为目的，带有馈赠的性质。因此，能够打破消费至上、资本至上的数字资本的运作方式。

　　总而言之，西方左翼学者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理论形态各异，他们的“诊断”凸显了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释力，有其理论亮点和理论缺陷，需要进一步作出揭示和评析，更好地助力国内学者研究数字资本主义的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