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有两大主题：其一，对技术的自由发展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形成的统治力量进行批判；其二，对可能的扬弃技术异化的革命道路展开探讨。落实到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他们扎根欧陆现实，在借鉴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的基本理路并对其思想进行再解释的基础上建构自身理论，对人类的物化、异化生存境遇开展激进批判并试图提出颠覆路径。但是，由于其理论的激进性与其政治实践相脱离，这种批判注定陷入理论的天真。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极力摆脱这一困境，然而就其总体观点来看，却仍未克服先行者的症结。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技术问题的关切
国外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肇始于卢卡奇，他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与现代技术合谋造成的物化对人类主体性的冲击。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计算的基础上，劳动者在“科学—合理工厂”中的生产行为明确地表明了主体举动的无介入性与“直观”性质。由此，个人变成被量化了的社会原子，沦为位于匿名因果链中的可计算对象，社会生活变成以有效的定量计算手段所主导的过程。但问题是，尽管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形式基于“可计算的内容”，并代表由“永恒的、铁的”法则所统治的“整个社会生活”，但市场的无序状态恰恰意味着社会系统各部分间的联系只在形式上是必然的，而社会过程的真实运行则由反复无常且难以把握的“命运”所统治。出于资本主义社会与康德的“二元世界”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真正抽象地创造了一个高度合理化却并未消解非理性的世界。在这一理论中，卢卡奇得出他的真实社会之重构的革命原则——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在物化现实中产生明确的阶级意识。
准确地说，技术批判并非卢卡奇的全部主题，但他关于技术理性与社会控制的考察却开了一个好头，其后，这一现实议题逐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可回避的研究对象。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力图揭示：在受启蒙思想不断推动的知识与技术的进步中，人类通过控制自然的方式实现了对威胁性未知与潜在致命性的掌握，从而瓦解掉神话的基础，但随着技术沦为资本权力的纯粹工具并广泛地作用于社会且产生统治效应，技术发展非但没有使人获得解放，反倒作为控制和统治工具使资本权力运演更加沉稳有效。马尔库塞基本接受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技术发明的推动因素，而且是指导其运行的社会力量，从而促进技术的形式成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由于这一形式体现了利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一切抗议显得毫无意义。随着技术合理性被灌输到整个社会，资本主义便逐步掌握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控制权并造成批判思想的社会无能，“单向度”的主题由此凸显。相较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对技术的拒斥态度，哈贝马斯对技术的态度已经温和些许，借助对体系理论和交往理论的消化，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两类不同的合理性构成了现代社会，而现代性问题的病根并非工具理性具有内在缺陷，而是因为它向由交往组织起来的生活领域的溢出——如家庭与政治领域。在这种二分的框架中，哈贝马斯既为技术批判留下地盘，也对第一代理论家重批判而轻建构的趋向进行了纠正。
然而，我们看到，无产阶级的自我觉醒只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文明发展的不可逆性亦决定了对技术的“大拒绝”战略必定“拒绝无效”，而试图规约“工具理性”的“交往理性”在科技与资本愈加亲密的今天则显得无计可施。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理论无论怎样表述，也不管如何令人失望，最终都成为一种理论上的幻想。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的困境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传承人中，芬伯格和罗萨试图在新的境遇下克服早前技术批判的内在矛盾。芬伯格遵循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路，批判性地吸收了当代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建构主义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观点，力图从“批判的建构主义”通达至技术异化之消除的人类解放之境。按照芬伯格的说法，他做出的技术批判仰赖他对初级工具化与次级工具化的区分，前者指质料将自身向主体揭示为一种有一定功能、可利用的资源，后者则强调技术的设计、应用所依赖的社会逻辑。芬伯格就此认为，技术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一切给定的技术秩序都是具有不同发展走向的潜在出发点，技术在发展与运用中产生负效应的原因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尚未设计出适当的制度并通过更民主的技术设计、开发过程实现对技术的控制，而在公共领域不断扩大的今天，我们的任务应是改善民主，实现民众对技术的良性控制。于是，反抗的逻辑在芬伯格这里被把握为技术力量在社会文化中的待确定性与民众的民主责任感。
如果说芬伯格的遐想仍保留些许批判理论的锋芒，那么罗萨的理论就其整体而言，则是对现代性进行的伪批判。罗萨将现代社会指认为“加速社会”，认为加速的历史首先表露为技术加速，强调技术加速的结果本应是在对程序时间的缩短中释放大量的时间资源，并使生活步调放缓，但现实中事务量的增长速率却远超技术进步的速率。例如，数字技术使人们能够快速、轻松地访问如今对我们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各类信息，在数字设备上键入电子邮件并在几秒内将它发送到地球另一端，在几天或几小时内收到线上购买的商品。但同时，信息时效性与产品新鲜度越来越低，每个人的感受被不断增加的、可以洋洋洒洒地列出的事务清单所挟持，并被迫加快自己的生活步调，而这又致使社会变迁得到加速。于是，罗萨将技术批判的视域由政治领域切换到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的界面，他对资本主义技术异化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然而，罗萨提供的破除异化的“共鸣”进路却不免令人失望，因为这并不是要摆脱社会加速所产生的异化，而是要全身心地融入其中，依照社会加速的节奏安排自己的律动，以此求得一丝惬意。这与其说是批判，毋宁说是向资本妥协，似乎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异化或是共存。
芬伯格和罗萨的理论靶向以技术理性为支撑的社会机构、意识形态等聚结成的总体性、压抑性的统治力量以及一切束缚、贬损人的自由价值与生存意义的现象，并将解放的关键归诸于文化力量与主体的自我觉醒。因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并未跳脱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的框架。
作为反思欧洲革命失败原因的理论结晶，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满当时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解释，希望借由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创设新的社会想象，认为经济领域虽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基础性地位，但就现代性的诸现象而言，直接站到前台来指挥的主要是文化力量。正是基于这一点，以文化批判为母题的技术理性主义批判便成为其技术批判的主要表现形态。
总体来看，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科技发展的社会效应所进行的现实诊断、理论把握与反思批判是精到的，但将社会革命与技术异化的扬弃诉诸文化力量或弥赛亚式的救赎无异于痴人说梦。他们不仅未能完成对物化、异化机制的克服，反而在无形中减弱了自身理论的批判力度。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尝试以“批判的武器”替代“武器的批判”，妄图以文化力量改善导致技术异化的物质社会关系，最终走向乌托邦建构的理论回路。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发展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