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数字技术驱动资本增殖和社会发展的数字资本主义阶段。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戴维·哈维用“时空压缩”来概括资本积累方式演变所引发的时空体验变迁，哈特穆特·罗萨则用“社会加速”来描述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深刻调整。无论是社会结构意义上的“时空压缩”，还是感性体验意义上的“社会加速”，都是由数字资本深层推动的。数字资本是一种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而形成的更具综合性和渗透性的资本形态。作为一种资本内部布局和存在形态调整的产物，数字资本只是改变了资本增殖的载体和实现过程，而没有改变它实现增殖和权力控制的根本目的。在数字资本的增殖和扩张中，时间从幕后被筹划的变量走到社会变迁的前台，成为至关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只不过，与产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对劳动的外在控制方式相比，数字资本对时间的控制和重构更具隐蔽性，人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时间结构的催逼和强制，却无法确切指认出究竟谁才是支配时间的真正主体。这是我们当下能够真切感受到的辩证时间体验。那么，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重构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这种重构有何不同以往的时代特点？这些是我们把握数字资本主义时间效应所应面对的基本问题。
时间的媒介化建构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时间越来越依靠符号媒介来展现自身。这种依赖媒介而建构起来的时间既是人们活动的尺度，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时间筹划和意义体验。与产业资本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意义空间的漠视不同，数字资本特别将人的意义空间作为建构和塑造的对象。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二重化”意味着人在本质上就是追求超越性意义的，而意义空间的大小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状况。数字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它本身也是确证人的存在意义的一种工具或媒介。
从根基上说，意义空间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扎根于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但同时，人的意义空间又超越了现实生活过程的机械性和僵死性，因而构成了人在更高层次上确证个性的超越性领地。古希腊哲学家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孜孜以求正是在追寻和确证存在的独特意义。马克思说：“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数字技术具有建构超越性意义空间的强大功能，它通过将日常活动时间的数字化，以一种清晰可见的方式营造意义空间，使意义变得可视、可感，从而将主体的个性、创造力等内容鲜活地呈现出来。但不容否认的是，人在数字空间中所消耗的日常生活时间往往会被花样翻新的景观和符号所诱导，对数字空间中抽象景观和符号的依赖代替了人们对意义世界的个性化体验，这无疑与个性的真实确证相去甚远。按照道格拉斯·凯尔纳的理解，这种僭越的根本局限就在于“景观的‘屈从式消费’使人远离对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创造”。这样一来，人们越是通过数字网络技术确证个性，越是在对符号和景观的崇拜中失去自我，这种带有“恶无限”特征的追逐非但无法将人的精神世界引向舒展和安居的境况，反而在悄无声息地按照数字资本的形象来塑造自我，使人们臣服于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精神变得飘忽不定、无所适从。
时间的受众化运作
数字资本展开时间规划的中介环节是时间商品化。时间商品化是指数字资本利用数字技术，将生活领域的时间转化为有酬或无酬的商品形式，从而将各种形式的生活时间都卷入资本增殖的旋涡中。应当说，在20世纪下半叶消费社会兴起的过程中，生活时间就已经开始了广泛商品化的进程，鲍德里亚所揭示的消费社会正是在批判生产领域之外人的闲暇时间被符码操控的新状况。消费社会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漠视生活时间、打压个性的野蛮做法，进而将消费所张扬的个性纳入资本控制的逻辑中。达拉斯·斯麦兹提出的受众商品理论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传播行为对资本增殖的独特作用，他认为受众商品是指受众群体的注意力时间。这种时间与观众的收看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够被媒体打包卖给广告商。如此便形成了广告商、电视台和受众的三位一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广告商从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传统媒体那里购买了受众的注意力时间，受众群体为广告商进行免费的受众劳动，即观看。在受众的注意力时间作为商品被打包出售给广告商的前提下，受众除了睡眠时间之外都是被广告商占用的工作时间。或者说，受众是在以无酬的受众劳动来接收广告信息，推动消费从潜能转化为现实，由此而加速资本的循环。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时间商品化通过受众化的数字劳动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这意味着数字平台和广大用户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关系，实际上，在受众消耗自身浏览、观看等时间的过程中，也在为数字平台提供无酬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是以注意力时间或观看时间的形式来提供。数字资本以平台的使用价值获得了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并将这种时间商品化转卖给广告商。就此而言，人们在网络上消耗日常生活时间的过程，就自然而然地同数字资本的增殖联系在一起，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由此而被普遍商品化。人们的消费时间、娱乐时间、审美时间等时间形式都不同程度地被吸附到网络平台上，成为数字资本增殖的一个内在环节。因此，数字技术推动的日常生活时间蕴含着人们与这些受众化时间的疏离和对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没有被强大的数字技术所中介的情况下，人们的消费、娱乐、审美时间在很大程度是根据主体自身的需求自然而然地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时间只是表现或记录了人们的活动过程。这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时间表现形式。但在数字技术的催逼下，这些活动时间其实是被外在地强加给活动主体的，个体只能被动地接受那种充斥着控制论旨趣的时间。数字平台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扩张特性的体系，它需要不断地分化和重组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并使其服从和服务于背后的增殖逻辑。所以，我们越来越感受到生活时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数字技术绑架，时间作为生活的坐标和变量获得了强大的吸附性和扩张性，人们不得不按照数字技术提供的方式来规划和度过自己的闲暇时间。
时间的非线性规划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资本的增殖逻辑将劳动时间从人的生命时间中抽离出来，从而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时间重构。在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生产时间的展开是以一定的物理空间为依托的，因此，劳动时间和生命时间、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整体来说都是以一种线性的方式展开。在这种以线性时间为根据的时间规划中，资本家试图最大限度地将流逝的时间以物的形式固化下来，因而形成了物化的财富形式。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数字技术打造一个时空一体化的全新空间，实现空间高度一体化与深度分化的有机结合，并以此为基础重构以往线性的时间构造和时间体验。空间的高度一体化是指数字网络技术将以往界限相对清晰的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地区和空间关系都按照数字网络空间的一体化逻辑来运行。与此同时，高度一体化的空间又进一步加剧了不同空间类型和空间关系的深度分化。因为任何一种空间生产都是以人的活动为推动力的，所以在人能通过数字化活动在各种空间中活动和游走的同时，空间也在加速分化和裂变。这就产生了空间对时间的重构。
非线性的时间构造正是空间高度一体化与深度分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它的突出特点是过去、现代和未来的时间都被整合到同一个数字空间体系中，例如，我们使用微信的语音留言功能便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突破对话所需的同一语境，再比如，人们还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完成不需要马上完成的任务。这些都是数字技术所营造的非线性时间场景。在此意义上，非线性时间其实已经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每个个体的生命过程息息相关。非线性的时间构造会使人们的生命态度和生命感受发生本质变化，一方面它使人们能够更有效地安排自身的生命时间，使生命活动的内容更符合自身的发展需求；但另一方面，非线性时间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的过去意识和未来感，使人们将目光过度聚焦于当下。就过去而言，过去并不是单纯以记忆或回忆的方式来呈现，在此意义上，过去不再以当下为考察尺度，因此过去其实并未过去，这就改写了人们的过去意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意识；而就未来而言，未来也不再单纯是以当下为坐标的关于未来的设计和想象，因此，未来实际已经蕴含在人们的感性直观之中。
总而言之，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重构不仅将人带入了新的生存境地，而且使时间被赋予了资本的属性并呈现出空前的辩证张力。如何面对数字资本对时间的重构及其社会历史效应，在解放政治的意义上推进时间的解放和时间文明的建构，是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面对的时代性课题。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