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岭走廊”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并称为三大民族走廊，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内容。南岭走廊横跨湘、桂、粤、赣四省，是南北各民族交流互动的要道，多个民族在这里共生共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交融现象。湘南与桂北地处南岭走廊的核心地带，是瑶族人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潇贺古道经永州、道县、江华、富川将潇水与贺州连接，自古道路通达。在这一带，以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汉族土著与新来的移民之间互动频繁，语言也因接触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湘桂交界地带族群互动的两个层次

　　世界上极少有孤立存在的族群，某一族群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与其他族群发生关联、互动。族群的互动既可以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也可以是同一民族不同群体的接触。在湘桂交界地带，族群互动大体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少数民族（主要是瑶族）与汉族的互动，二是本地汉族土著与外来移民的互动。

　　湘桂交界地带主要是瑶族的世居地。瑶族的来源、迁徙过程比较复杂，大体上在春秋战国时期瑶族先民就已经到了洞庭湖周边，被称为荆蛮，是南蛮的重要一支。在与楚国的斗争中瑶族落败，再次南迁，成为秦汉时期的黔中蛮、槃瓠蛮和长沙蛮、武陵蛮、零陵蛮。直到唐朝末年，瑶族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主要分布于荆州、潭州（今长沙）、朗州（今常德）、澧州（今澧县）以及包括湘桂交界地带的永州、道州、贺州、富州、昭州等地在内的广大地区。宋元时期，瑶族进一步向南迁移，湖南中部的潭州、朗州、澧州等地已无大面积的聚居区，瑶族居住地逐步缩小到湘南及湘西南地区。明清两代瑶族在湘桂交界地带的分布与宋元时期相比变化不大。瑶族与汉族的交往在史籍中有迹可循。《隋书·地理志》描述“蛮”与汉人杂居的情况时说：“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夏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清同治年编写的《酃县志》也说“高山瑶蓬头跣足，言语侏离”，而平地瑶则“饮食、衣服与汉民同。其佃种力作，营生置产皆然。惟与瑶人言则瑶语，与汉人言则汉语”。可见瑶汉族群互动时间长、接触程度深。

　　除了瑶族以外，在湘桂交界地带还有讲“土话”的汉族人口。据学者研究，土话在宋朝已经基本形成，也就是说，讲土话的人群在宋以前已经基本稳定。自此之后，以军人和难民为主的北方汉人不断南迁，讲官话的新移民与讲土话的早期居民构成了族群互动的另一个层面。清朝一些地方志对这两个族群的语言使用情况有一些记录，如光绪《兴宁县志》记载“民多汉语，亦有乡谈”，道光《永州府志》载“所说皆官话，明白易晓，其间不同者，则四方杂迹，言语各别；声音亦异，其类甚多”。

　　湘桂交界地带语言接触的多维度

　　当操不同语言、不同方言的言语群体交流互动的时候，语言也自然会发生接触和影响。由此产生的变化在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结构等多个方面都有体现，但具体哪一个要素发生变化，与接触的密切程度有关。具体来说，词语最容易变，随着接触程度的加深，语音和语法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词语的借用是语言接触中最常见的现象。在湘桂交界地带，汉语方言与瑶族语言在接触的过程中，既有汉语借用瑶语词的情况，也有瑶语借用汉语词的现象。以江永瑶族勉语为例，汉语借词已经占到其词汇总量的50%以上；斯瓦迪士100个核心词汇中，“嘴、眼睛、咬、看见、知道、全部、不”等大约20个与汉语相同；部分亲属称谓词，如“外孙、妹、姑爷”等也与汉语一样。可见瑶族勉语借用的汉语词汇数量大、层次深。

　　随着接触程度的加深，两种语言会发生语言转用干扰，语音、句法及形态成分也会随之相互借用。受汉语影响，湘南一带瑶族勉语的语音结构简化、汉化，在勉语支其他语言中，有塞音和鼻音两套共6个辅音作韵尾，在湘南勉语中简化为2个；另外，长短元音的区别在湘南勉语中也不复存在。语言的影响是相互的，汉语影响了瑶语，反过来也受到了瑶语的影响。沈钟伟认为，湘语元音系统受到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元音舌位变成与苗语、瑶族勉语一样的四度区分，与官话的三度区分不同。永州方言的元音系统表现与勉语一致，显然也受到了勉语音系的影响。除此以外，湘南土话中古端母鼻音韵母字的声母读为n，也属于古百越语先喉塞音的残迹。

　　语法结构在语言系统中最稳固，但湘桂交界地带的汉语方言和瑶族勉语相互影响和借用的现象也比较常见。勉语的基本语序类型是SVO型，根据语序类型学的隐含共性原则，其名词性短语的结构是“中心语在前、定语在后”、动词性短语是“动词在前、状语在后”、形容词短语是“形容词在前、程度副词在后”。湘南很多方言受此结构规则影响，部分语法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如普通话中“公鸡、你先走、很冷”等在零陵话中分别是“鸡公、你走先、冷很”。同样，勉语的这类结构也受到汉语的影响，有的短语结构变得和汉语一样。据孙叶林研究，衡阳塔山勉语固有的名词短语的语序是“中心语+定语”，但新词语如“洋布、粘米”则采用汉语的定中式结构；汉语中的“很慢、很胖”在江华、大坪江勉语中说成“慢很、胖很”，但在衡阳塔山勉语中已经变得和汉语的语序一致。

　　湘桂交界地带语言接触的结果

　　语言接触的强度和语言使用者的态度对接触的结果有重要影响。瑶民与汉人在湘桂交界地带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两种不同的语言处于同一地理区域内，接触强度大。另外，从语言态度上看，瑶族人对汉语的态度比较开放包容。

　　双语现象是语言接触过程中重要的阶段性表现。湘桂交界地带，瑶族与汉族杂居在一起，会说几种语言或方言的双语人、多语多言人很常见。江永的瑶族人在家庭内部或熟悉的人之间说勉语，在公共场合使用江永官话，他们勉语和官话都非常熟练，是典型的双语人。与之相邻的广西贺州的多语多方言情况更加复杂，6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都会瑶语或壮语，还会一种汉语方言；年轻一点的除了自己的母语和一种或多种汉语方言外，还可以熟练使用官话和普通话，在交际过程中可以随意切换。

　　在湘南的很多瑶族村寨，语言融合已经发生。这些村寨的瑶族人放弃瑶语转用汉语方言，但会保留自己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瑶语在这些村寨因无人使用而逐渐消亡。但消亡的少数民族语言也会在汉语方言中留下一些痕迹。如湘南桂北一带方言中把集市称为“墟（圩）”、把蛙类动物叫“蟆怪”，临武城关土话称母亲为“娅”、祖母为“婆娅”，都是来源于壮侗、苗瑶语。

　　语言接触是族群互动的重要内容，语言认同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在族群互动比较复杂的湘桂交界地带，语言接触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语言认同也呈现多个层次。说瑶语的人认同汉语，说土话的人认同官话，但都经历了排斥、调适、适应、接纳等心理过程，最终相互包容。在湘桂交界地带，呈现出各族群和睦共处、多语多方言和谐共生的局面。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语言接触视域下的湘南方言语法比较研究”（17YBA18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