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交汇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高瞻远瞩的眼光考察国内外环境，科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深刻把握世界脉动的大势和规律，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会上，他作出了“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这对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各方面工作，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首先，新发展阶段的定向，是完全符合国际国内客观形势的实事求是的抉择，因而是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可以使我国的发展行稳致远。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历史条件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前提，要作出正确判断并顺利推进发展，必须先认清客观形势。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需要科学分析影响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一方面，要看到继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坚定发展的信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教育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社会长期和谐稳定，国防实力日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已提升到新台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有了这些优势和条件，我们就有了继续稳步发展和化解各种风险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以便做到未雨绸缪。尽管发展初期有那个时期的特殊困难，但是我们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借鉴了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少走了许多弯路，也省去了许多精力。当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处于在某些领域并跑甚至在个别领域领跑的状态，不可能继续主要靠学习借鉴的便利发展了。与过去相比，我国今后的发展要更多地靠我们自己的探索。我们亟须学会在并跑中奋力争先，在领跑中稳步前进，这无疑增加了发展的难度。另外，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就已经上升，这一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助推了这个进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遭遇冲击，不仅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低迷，而且造成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了充满不确定性的动荡变革期。今后，我们也许要更多地面对逆风逆水甚至暗潮汹涌的外部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强化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新风险挑战的思想准备。
其次，新发展阶段的定向，为我们应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指明了进路，让我们立住脚跟在危中觅机，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我们应当不断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可以说，新发展阶段是一个“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的时期。我们必须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复杂多变，我们都会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能在外部的压力下内卷化，更不能退回到闭关自守的状态；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不能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停下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而应把创新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我们应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变化了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提出来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我国的发展已从沿海向内地延伸，所具有的要素禀赋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加均衡和充分发展的要求与趋势到了水到渠成的关口。随着外部环境与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外贸的拉动力已经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因此，我们应当在进一步构建高水平开放格局的情况下，把主要精力放在释放内需潜力上，让国内大循环不断增强活力，成为更高水平开放的牢固基础。可见，新发展格局并不是回到过去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高水平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我们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随着我国经济地位的持续提升，我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会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并成为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再次，新发展阶段的定向，为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我们应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中寻找发展的动力。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恰恰与我们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契合。我们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把内外双循环的基础放在内循环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不让一个人掉队”，也需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东部沿海地区要发展，中西部内陆地区也要发展，这就需要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人民群众不仅要吃饱饭，生活水平也要不断提高；我们不仅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要满足人民群众对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美好生活的需求，而畅通国内大循环就成为必要的路径。为此，我们不仅要善于在发现矛盾、解决矛盾中寻找发展的动能，而且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让中国人民都能够感受到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最后，新发展阶段的定向，为在国际竞争中展现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和优越性确立了方向，并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我们的发展既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靠殖民主义掠夺，也不靠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中国的发展成就，是靠全体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凝聚而成的。在改革开放和国际大流通中，我们主张合作共赢、休戚与共。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其发展当然对世界格局具有重要影响。中国人民有权利追求美好生活，但是中国没有霸权的文化基因。我们认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应当既给中国发展的空间，也能促进其他国家继续发展；不同国家应当共享繁荣，而不必产生任何结构性冲突。换句话说，把世界市场这块大蛋糕做得越大，大国间结构性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中国可以主要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上做文章，同时也应当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为人类文明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中国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不靠侵略、不靠霸权，而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努力创造。回顾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事实的证明。着眼未来，我们确定新发展阶段的方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越性的证明。
总而言之，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时代不断提出新的课题，理论要回答时代课题，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新发展阶段定向，让我们有了前进的指南，指引我们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经济大潮中，驾驭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航船，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后，开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依靠全体中国人民坚韧不拔的持续奋斗才能实现。当前，我们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努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要求我们走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道路，加快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经济增长。我们必须花更大的力气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只有推动国内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才能进一步开拓高水平开放的新格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