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多宗教国家。从新中国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当前，我国宗教学界要顺应时代要求和国家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新作出贡献。
第一，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这一大政方针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工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域各种问题，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用以更好指导我国宗教工作实践”。
正确解读“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内涵。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就是要从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对我国宗教进行全面深刻的改造，从内容到形式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做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各个宗教必须高举爱国进步的大旗，共同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努力探寻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目的。一方面，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是为了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消除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在全球化背景下掌握关于我国宗教的话语权，这是一项强化国家认同、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宗教的生存和发展。中国化既是我国宗教自身的需要，也是由宗教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确定我国宗教中国化的行为主体。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主体是党和宗教界。党是领导主体，要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持续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宗教界是践行主体，是主要落实者，是内驱力。同时，不信教群众也是重要的助推者，特别是宗教学界的推动作用不可或缺。
将我国宗教中国化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宗教问题所具有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等特点，与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教学界和宗教界应该积极地开展学术理论创新和宗教思想建设，自觉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并加以弘扬。同时，也要深入探讨宗教的消极因素及其根源，教育广大信教群众理性对待信仰，摒弃其糟粕，跟上时代步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要深入研究中外宗教本土化和宗教变革的历史经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从总结中外宗教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也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少走弯路。
纵观我国历史，外来宗教中国化最成功的非佛教莫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如今，在印度信仰佛教的人已经微乎其微，但在中国却发扬光大了，并且由此传播到东亚和世界其他各地。基督新教作为鸦片战争后才传入的外来宗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改革开放以后又很好地适应了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环境，成为信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宗教。然而，外来宗教在中国水土不服的情况也不鲜见。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4世纪，祅教就已经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后来在我国内地也有过广泛的传播，但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趋于湮灭。天主教的一个支派景教，也在唐代和元代两次传入中国，两次均复归沉寂。天主教在明清之际因礼仪之争而被禁，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第三次中断。伊斯兰教是世界性宗教之一，但至今在中国却只限于部分少数民族信仰，成为事实上的“民族宗教”。道教作为当前我国唯一的本土宗教，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虽有所发展，但其正式皈依的信众相对较少。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一个道理：只有很好地适应了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宗教才能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在利世济人的同时，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放眼世界，一些宗教传统深厚的国家和地区，如果那里的宗教成功适应了现代化需要，进行了自我革新，就能有利于促进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反之，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宗教未能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一些地方宗教激进主义盛行，宗教极端思想泛滥，那里的社会就不能取得良好的发展，如宗教冲突频发，将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由此看来，我国宗教的中国化经验对世界各国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当前，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宗教学界及宗教界需要在相关领域积极借鉴中外历史的经验教训。宗教学界尤其应该铁肩担道义，通过历史和现状研究，寻找出适合中国宗教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促进宗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相融洽。
第三，要在实践层面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中国宗教学要在实践层面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目前还面临很多具体问题。
首先是宗教教义的诠释问题。我国是以无神论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教义的诠释工作，使之既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要为广大信教群众所接受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基督教200多年来始终没有摘掉洋教的帽子，其教义教规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信教公民的身份认同受到一定影响。伊斯兰教在中国持续存在已经上千年，在历史上有丰富的中国化经验，但近年来出现了阿化、沙化、清真泛化的逆流，深层次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建立治理“三化”的长效机制任重道远。对此，宗教学界有必要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通过长期、细微、持续的宗教思想建设和情感浸润助力宗教界，久久为功，才能实现其认知转换。
其次，宗教艺术的中国化问题。宗教艺术包括宗教建筑、宗教音乐、宗教绘画、宗教文学等，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特征，既有民族性特征，也有地域性特征。佛教、伊斯兰教在历史上都有过宗教艺术中国化的成功经验。但近年来，有些地方新建的宗教场所，其建筑风格虽然在形式上包含了中国建筑风格元素，但从专业审美的角度看并不协调。我国的宗教绘画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尝试做了一些探索，但真正达到从形式到内容都统一，还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
我国宗教学研究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和现实问题的深入调研，已经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其中不少已经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依据，为将宗教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作出了应有贡献。今后，我国宗教学专业工作者要更加深入地将理论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在实践层面推动学科发展。
当前，我国宗教的中国化问题已经纳入各宗教学分支学科研究的范围，进行全方位研究。研究我国宗教的中国化问题、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时代对我国宗教学界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每个宗教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重要任务。宗教学研究者不仅要坚持基础性研究，还要特别关注现实问题；不仅要研究西方的宗教现象和宗教学理论，还要将这些理论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框架中来，加以去伪存真。事实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宗教学研究，才经得住实践的检验，人民才会满意。只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使国家的根本利益在我国宗教的中国化进程中得到体现，才能展现出中国宗教学的最大学术价值。宗教学的研究成果必须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校正，这是构建中国宗教学“三大体系”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