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即生发于此。探讨和展示这一时段的文化发展与转型很有必要，也有很大空间。江苏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南炳文主编的《明清文化通史》，是聚焦明清文化诸问题的力作。该书分“明代卷”“清前期卷”“清后期卷”三卷，共约130万字。全书通过科学技术、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社会风俗、少数民族文化、中外文化交流等多个专题，详细论述明清五百余年文化发展转型历程，揭示中国社会由古代迈向近代的文化奥秘。

　　该书一大特点，是注重将明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究。全书内容宏大、丰富而自成体系，填补学术空白，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通览该书，还可发现其立场准确、视角独特、视野宏阔，书中论述蕴含重大现实意义。

　　首先，以中华民族立场把握明清文化发展，凸显多元一体格局必然性。

　　“中华民族”概念最早由梁启超1902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但正如费孝通所说的那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且由此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对此，人们已比较熟悉。《明清文化通史》的一大贡献，是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贯通明清五百余年历史，整体把握当时文化发展全貌，既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也很好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演变，昭示了其中的历史逻辑、文化逻辑。

　　书中详细梳理、总结了少数民族文化成果，侧重表现全国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共同提高。如明代卷谈到：女真族（后期改为满族）最早的文字即老满文，是借用了蒙古文的字母来拼写女真族的词汇和句子；蒙古族的火源洁奉朱元璋之命，以汉字翻译蒙古文，成《华夷译语》；蒙古族的灵觉寺壁画明显受到汉族画家仇英、徐渭画风影响，该寺主体建筑经堂和大雄宝殿等有纯藏式砖墙和汉族宫廷建筑特色；明朝钦天监中有许多回族天文学家供职，对中华民族天文学发展作出贡献；西藏地区许多寺院吸收了汉族斗拱、梁架、藻井等建筑形式；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壮族药物及其应用经验，汉族中草药在壮族地区也有流传；等等。

　　书中由此提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共同创造祖国的灿烂文明。在这方面，清朝尤为突出，全书对此作了充分揭示。作者提示我们，应特别注意清朝文化的这种整合性特点：“这一时期，不仅汉族人民在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上，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许多少数民族的成员，在若干领域中也创造了许多宝贵的文化成果，给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大增光彩……此外，各民族在文化上互相帮助，若干原来十分落后的民族这时迎头赶上来，各民族在文化水平差距缩小的基础上实现了空前的融合等，也是这一时期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在我们今天持续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这段文化发展史及其蕴含的内在规律和丰富内涵，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

　　其次，以现代化视角反思明清文化发展，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要命题，是新时代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创新、科学社会主义最新重大成果。一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滥觞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艰辛探索的历史进程。那么，明清时期五百余年的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关系？《明清文化通史》的一大可贵之处，是采取现代化的视角去考察明清时期文化发展历程，既批判其不足，也肯定其发展及贡献，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底蕴得以彰显。

　　书中的基本观点是明清文化中含有主动探求现代化的宝贵因子。在清后期卷，作者提出：面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欺侮，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没有麻木，没有逆来顺受，而是振奋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在反对外来侵略的同时，与救亡图存的实际斗争相配合，“在文化上进行自我反省，扬其长，补其短，特别是从上到下，努力拓展学习西方现代文明成果的渠道，或派出留学生，或利用出使西方的机会，或关注西方传教士等人员来华后为配合其需要而带到中国的先进文化成果，千方百计学习西方文化，形成了促进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急切探索的热烈局面”。作者进而认为，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思想观念，以及支撑这些先进文化的一些有效方式方法，“越来越多地传入中国，为中国人所掌握和利用，从而使中国在文化上开始迈进了现代化之门”。中国旧有的学科、文化形态，由此得以“吸纳新因素、改造旧成分、坚持好传统”，这实际上为传统文化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整个社会形态的现代化改革、改良，准备了思想、人才等方面的条件，并促使之逐步付诸实际进行之中”。

　　尽管明清时期取得了多方面的文化成就，但若从现代化的视角去看，其中值得反思之处所在多有。在评价明代文化时，作者提出：明代的中国文化虽然比同时代的欧洲有进步的地方，但也有不少落后于欧洲的方面，特别是天文历法、世界地理、火器制造技术等若干自然科学技术部门，差距尤为明显，并且有日益扩大之势。这是什么原因呢？作者作了认真的思考和分析：“除了中国封建统治者政策的束缚和错误导向（如科举制度以束缚士子思想、要求代古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为考试内容）外，主要的应从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中去寻找。其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与西方相比，是相对安定的，这导致人们安土重迁，缺乏另辟新径的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而基本上不出国门自然就妨碍了眼界的开阔，不易产生从事创造发明的新思路和欲望。就其时中国的社会形态讲，如前所述资本主义萌芽虽已产生，但发展程度很微弱，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封建生产关系。在这种经济形态下，生产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规模的扩大和技术的提高，但发展极为缓慢，这对科学的进步不可能提出迫切而强烈的要求，从而推动其迅猛前进。”这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发脉络及内在动因，做了一定的历史解释。

　　最后，以全球史视野观照明清文化发展，凸显文明交流互鉴必然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兼收并蓄史。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这意味着中华文明不仅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一路走来，还将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继续前进。《明清文化通史》的一大特色，是从全球史的视野去观照明清时期的文化发展，既展示文明交流互鉴的丰富成果、历史特色，也呈现其复杂曲折的演变历程，由此显示出未来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性。

　　书中总结分析明清时期文化发展，时时没有失去世界历史中的方位感。在明代卷，作者就清醒地提出，“明朝处于世界性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作者在描述15—16世纪的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航海之规模时，称其“东有中国郑和的航海，西有欧洲的环球探险”，而“这些航海活动，尤其是西方的环球探险，影响巨大”；谈及动机与历程，作者也不乏价值判断，指明“西欧资本主义进入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迫切需要发展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欧洲殖民者”于是“纷纷东来”，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东方”作为其“重要目标”，实现了地理大发现。在清后期卷，作者谈到，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11年清朝灭亡的七十余年间，资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欺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与救亡图存的实际斗争相配合，则是在文化上进行自我反省”，“努力拓展学习西方现代文明成果的渠道”。

　　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的内容，在全书中占了十分显著的篇幅。明代卷不仅细说中西文化交流，对西方殖民者东来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布，西方自然科学、语言学、艺术与哲学的传入，以及中国文化的西传情况分作陈述，而且分节介绍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与日本的交流、在越南的传播，以及与其他亚非国家的交流、与拉丁美洲的联系等。清后期卷更是用五章的篇幅铺陈中外文化交流画卷，重点介绍留学外国这一“学习西方文化重要手段”的历程与成就，出使西方的使臣在学习西学上的贡献，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及其在华人支持下传播西学的情况，西方科技的引进吸纳情况，以及西学传入对中国文教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情况等。作者提出，清前期是“中西文化互相激荡”的时期，“摩荡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避免地融进了西方文化的成分，从而形成了较前有所提高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虽然没有超出封建文化的大格局，但毕竟是向前迈进了一步”。

　　今天，在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进程中，仍然需要以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在这方面，《明清文化通史》给予了我们宝贵的历史启迪。

　　（作者系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