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引进西方的传播学40余年之后，我们提出中国传播研究“再出发”。如果仅仅是延续过往提倡的“传播学本土化”的进程，“再出发”又有什么特别的标志性意义呢？很显然，今天我们的“再出发”是基于新时代的挑战，基于对40多年学科发展的反思，是重新校正学科建设方向的“再出发”。

　　今天的“再出发”意味着深切反思。当代中国文科学术沐浴欧风美雨，甚至按照“他者”的骨骼血肉塑形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传播学作为其中的“启夕秀于未振”者，根基尚浅，新潮迭出，就更是如此。这一学科因时而起，应势而变，以发现信息传播和社会交流的规律而形成自己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特性。传播研究本质上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并不存在传统学科那样明显的知识边界。但是在经由美国学者主导的学科建制化过程中，受到了欧美主流价值观和哲学方法论的影响，形成了自由主义的价值论基础以及科学实证主义的思维范式。即使欧陆新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后结构主义等在传播学科中建立起批判性话语，传播学总体上还是根植于欧美现代性的问题视域，通过国际学术的建制化生产，将这个本来有限的知识系统提升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科学。西方发达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率先发生信息技术革命，率先构建全球市场和文化传播体系，这些基础条件决定了国际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发明权和主导权。20世纪70年代，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南北对话中，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学者曾经倡导共建公平公正的“国际信息新秩序”，也因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霸权主义而付之东流。

　　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是总的历史趋势，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也有一些共同规律，这些部分地反映在当代传播学中。但是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方式，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条件下却呈现出多元复杂的面貌和结果。离开了特殊性就谈不上普遍性。西方的特殊性也不等于世界的普遍性。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大国，在内外多元因素交流作用下演进至今，其信息传播、社会交往、文化交流方面的丰富实践和思想观念，贯穿于制度演化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近代以来，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闻传播和文化传播形态。这一经验和智慧的宝库，不可能依靠外国人来发现、鉴赏，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认真总结，并从中提炼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中国场景不是检验西方传播学理论范式的实验室，中国经验不是作为填充西方概念的具体材料，中国问题更不是从西方问题的逻辑延伸而来。中国传播研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深刻分析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今天的“再出发”意味着重新锚定。一言以蔽之，就是立足于中国的媒介化实践再出发。任何学科都是对经验世界的独特视角的发现。传播学的独特视角是对人们的媒介化实践方式的发现。媒介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这一工具是由人们的交往实践发明创造出来的。因此，基于实体实在论的“信息”和“媒介”概念都不足以作为传播学研究的第一范畴，只有与人直接关联的媒介化实践才是传播学研究的第一范畴。从个体到群体，从历史到现实，从社会到国家，媒介化实践无限丰富且充满神奇的变化。中国人民的无穷智慧，也充分体现在媒介化实践的场景中。中国历史上的媒介化实践培育播撒了中华道德文明，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媒介化实践形成了最大规模和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媒介化实践更是创造出生机勃勃的产业生态和文化生活，中国对外交流的媒介化实践也必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途径。中国传播研究只有坚持从中国本土的媒介化实践中来，又回到这一实践中去，不断助力于这一实践的提升，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实现超出学术本位的社会价值。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