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嵌入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有时比个体层面的特征指标更有助于分析其学术行为和表现，从而为学术发展提供深刻洞见。在《哲学社会学：智识变迁的全局理论》中，兰德尔·柯林斯就曾对世界数千年智识发展中思想家们社会网络的作用做出了很有启发意义的分析。2021年是中国社会学先驱严复逝世一百周年。严复出生于1854年，次年美国社会学先驱富兰克林·吉丁斯出生。在严复逝世百年之际，为纪念这位社会学先驱，本文梳理了严复和吉丁斯的社会网络对各自学术发展的影响，分析了其在学科新造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对我们当下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界定的“社会网络”主要包含与学者存在直接互动，且对其学术思想发展与传播有重要作用的个人。

　　严复：非制度性社会网络助成长

　　在严复青年时期思想的发展中，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影响最大。1877年，严复留学初到英国后前往中国驻英使馆拜谒，彼时郭嵩焘是驻英大使，二人很快结为“忘年交”。二人交流的话题多以中西进行对比，内容从军事科技到军事训练方式，从理化知识到社会风俗。严复所展露出的思考能力和才学让郭大为赏识。严复曾这样描述自己的青年生活：“少日贱子贱，身世随所遌。与官充水手，自审非其脚。”对于有些“自卑”的青年严复来说，郭嵩焘这样一位高官的赏识与肯定，未尝不是其早期坚持从事西方社会思想研究的主要动力。

　　在严复的学术同仁中，吴汝纶对严复的知识创新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二人亦师亦友，都倾倒于西学。作为桐城派的代表性人物，吴汝纶的作序和公开赞赏，都对严复的《天演论》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使该书甫一问世就有较高的曝光度。吴汝纶还参与了《天演论》成书的几乎全过程，对翻译策略提供了宝贵修改建议，此外，还建议严复为各篇定立篇名——《天演论》通行本的35个篇名中，28个为吴氏所撰。有这样一位在文坛和政界都有巨大影响的宗师的赏识与背书，严复非科举“正途”出身和学术思想西化等可能阻碍他受主流学界认可的影响因素被“对冲”了，其思想才为精英阶层所迅速接受。可以说，没有这位生平知己，便没有严复的一鸣惊人。

　　另一位给予严复很多帮助的同仁是张元济。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再丰富，也离不开必要的物质生活。严复并没有显赫的家庭可使其衣食无忧。虽然到北洋后不依靠稿费维持生活，不过稿酬高低对生活有重要影响。从1904年出版的《社会通诠》开始，张元济按书价的40%向严复支付版税，如此高的稿费实属罕见，但这也的确为严复的安心译书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保障。此外，当时人们对于西方世界还相当陌生，张元济为方便读者理解，有时请人抑或亲自作序，编写地名、人名和物义等中英对照。严复译著在当时能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离不开出版事业家张元济组织出版的功劳。

　　作为在近代思想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严复的社交圈极广，郑孝胥、陈宝琛、林纾、梁启超等清末民初的重量级人物都与他有过学术与思想上的亲密互动。这些人对于提升严复的影响力，传播其所提出、引入的学说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朋友”往往都不是单纯的学者，而多有自身的政治立场与诉求，这或许和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传统有关。

　　在学业传承上，严复无甚知名的弟子。和严复犹如父子关系，且被严复最为器重的弟子熊季廉于复旦校董任上病逝。总体上看，熊的精力主要放在了社会公共事务之中。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多年，这些学生或许名位显赫，但在严复自己看来，难有令人满意者。或许严复的一些评价有失偏颇，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严复弟子于学术上的成就比较有限。

　　吉丁斯：制度性社会网络成就贡献

　　吉丁斯学术上的“引路人”是莱斯特·弗兰克·沃德（Lester Frank Ward）。吉丁斯和沃德最初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一场会议上相识。该学会成立于1885年，由于当时美国经济学受德国的学术传统影响比较深，强调文化与经济分析的不可分割性，与社会学比较亲和，一些社会学家也都成为这个学会的会员。1887年，还在报社工作的吉丁斯于年会上提交了一篇文章，该文在会上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但沃德却给予较高的评价。这是吉丁斯第一次受到社会学界权威的肯定，使他坚定了离开报业投身社会学研究的信心。尽管二人的学术观点有所不同，但关系一直很好。《社会学原理》出第二版时，吉丁斯曾写信征求沃德的相关意见。

　　吉丁斯带领下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开创了社会学早期的哥大学派。吉丁斯之所以能与哥伦比亚大学结缘并在此立足，与伯吉斯（Burgess）、梅奥-史密斯（Smith）和校长塞斯·洛（Seth Low）的帮助有很大的关系。1891年，由于梅奥-史密斯要休年假，所以邀请吉丁斯代他在哥大上社会科学的课程。1894年，在伯吉斯和校长洛等人的帮助下，吉丁斯被任命为社会学教授。

　　卡米克和谢宇指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科学诸专业实际上发生了向统计学的整体转向。除吉丁斯外，心理学的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人类学的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和经济学的亨利·穆尔（Henry L. Moore）都是各自学科发生统计学转向时的代表人物。事实上，吉丁斯在学术生涯早期采用的是比较与历史的方法，但受到了缺乏科学基础的批评。作为一名想树立学科合法性的“新人”，吉丁斯逐渐转向了统计方法。尤其是，当时的统计学方法已经在博厄斯和卡特尔对人类生理与心理的探讨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并成为构建其合法性的基础。那么，统计学也能用于对大众现象的探讨便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想法。由此可以看出，吉丁斯将统计学与社会学相结合这一知识创新，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其他学科学者的启发。

　　在哥大的多年时光里，吉丁斯培养了相当多优秀的学生。1911年，威廉·奥格本和斯图亚特·查品两位由吉丁斯带出的博士生毕业，他们为吉丁斯开创的社会学量化研究范式的发扬和传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以奥格本为例，他不仅担任过社会学会和统计学会的会长，还担任过《统计学会杂志》的编辑，其弟子也众多，其中当属奥蒂斯·邓肯（Otis Dudley Duncan）对后世社会学的发展影响最深。邓肯不仅于1967年与布劳合作发展出布劳—邓肯模型，树立了某种量化研究典范，直接促成了相关领域大量统计回归论文的产生，而且其对量化范式的反思，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后世社会学发展落入统计学至上主义的陷阱。通过培养弟子，吉丁斯的学术影响传播到了欧洲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例如，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南北各有一位代表人物。一位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陈达，另一位是中央大学的孙本文，而他们都是吉丁斯的弟子辈。

　　社会网络拓展学术发展与影响

　　从以上对严复和吉丁斯主要社会网络和学术发展与影响的探讨中可以总结出以下三点启示。

　　首先，学术网络中的一些人物（节点）对激发学者的研究兴趣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郭嵩焘对青年时期严复观察与思考的褒扬，严复最后很有可能会走上某种海军“良将”的道路，此后种种学术成就是否还会出现就不可知了；没有沃德在学术会议上对吉丁斯文章观点的肯定，吉丁斯很可能还会在报业打拼一段时间，1888年他就不会进入布林莫尔学院讲授社会科学，就不会进而与哥大的那批学者结缘。学科的发展与传播固然有其规律与趋势，而完成知识创新的个体却有其各自的机缘。

　　其次，学术网络是一台加速知识创新传播与合法性确立的“扬声器”。对严复来说，没有桐城派吴汝纶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大力推广与作序，其《天演论》等作品并不会在当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或者说，至少不会如此迅速地被熟知。而且对严复而言，他的学术网络远逊色于他的“官场”或者“政治网络”。对于吉丁斯来说，没有伯吉斯和梅奥-史密斯等人的支持与努力，社会学也不会那么快得到哥大校方对其合法性的承认；没有博厄斯等其他社会科学先行者对统计学的成功运用，吉丁斯要想以统计学作为建立美国社会学合法化的工具，恐怕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更长的时间。

　　最后，弟子在学术传承和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师徒传承，弟子更有倾向与可能在未来研究中继续围绕学者的知识创新路径；进一步看，由于学者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其学术创新也必然不可能适用于所有时代，所以，弟子对学者知识创新的适当反思、调整与进一步创新，可以使原有的知识创新在学科发展历史的不同阶段保持生命力与活力。如果从网络节点的具体属性看，严复的学术网络里，单纯的学者很少。这些人对于提升严复的影响力，传播其学术观点与思想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于知识创新和激发学术动力上所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吉丁斯的学术同仁更多是纯粹的学术工作者，对其在知识创新上的启发可能会更大。从弟子看，严复在学术上有较大影响力且能进一步传承和发展其思想的弟子几乎没有。相比之下，吉丁斯的弟子网络则非常庞大，且在学术传续上要成功得多。事实上，二者学术网络的差异和他们所处的学术制度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这需另作讨论。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