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一般信任有其形成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测量方法也会影响研究效果。澄清一般信任在中文语境中的含义，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其在中国的状况。一般信任包括两个要素：信任水平和信任半径。信任水平是指合作规范的强度；信任半径则是指合作规范发生作用的圈子大小。二者都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信任半径越大，信任圈子越具有包容性；在给定信任半径的情况下，信任水平越高，圈子内的合作越频繁。评估一般信任需要同时考虑信任半径和信任水平。

　　信任半径阐释了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共同现象，即每个人都有一个圈子，并认为圈子内的人比圈子外的人更值得信任，圈子大小因人而异。熟人信任具有跨文化一致性，信任半径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一般信任。大部分的调查研究都习惯用同一问题来测量一般信任，即“一般而言，您是否同意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值得信任的？”这一问题最早由纽曼于1948年设计，意在测量人们对于社会距离较远的、不熟悉的人的信任。这一问题具有很多优点，如简单明了、拒答率低。但是，这一问题并没有进一步定义究竟什么是“绝大多数人”，尤其是不同社会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否相同也没有说明。这就使得这一测量方法一直饱受争议。正如里斯肯斯和胡格所问，“绝大多数人”这一概念对于居住在伦敦、巴黎这类大都市的居民和居住在瑞典北部小村落的居民是否具有同样意义。“绝大多数人”的范围是否具有跨文化一致性，触及一般信任研究的效度问题。

　　“绝大多数人”这一概念是否具备这一条件呢？乌斯兰纳认为，这一问题在美国可以用来测量一般信任，但在其他国家就可能存在问题。即使在美国，这一问法也只能代表社区层次的一般信任。对于儒家文化圈而言，一般信任问题的争议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测量方法的不合理性。福山认为，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都属于典型的家庭主义国家，一般信任水平都比较低。然而以往研究发现，如果把“是否信任绝大多数人”作为一般信任的测量指标，儒家文化圈影响下的国家（如中国、韩国）都有很高水平的一般信任。这一矛盾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儒家文化圈中，人们对“绝大多数人”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于西方社会。

　　我们依然运用对于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信任这一问题来测量一般信任，并对不同国家做横向对比，以此来观察中国的一般信任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分析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第6轮调查。本文选取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作为儒家文化圈代表，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美国作为西方文化圈代表。研究结果显示，荷兰具有最高比例的人口（66%）相信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值得信任，接着是中国（60%）、新西兰（55%）、澳大利亚（51%）、德国（45%）、新加坡（37%）、日本（36%）。整体而言，除了中国的这个异常值，其他国家的一般信任状况大致符合福山的预测，即儒家文化圈影响下的国家大多具有较低的一般信任。至于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一般信任，是否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绝大多数人的理解有所不同，我们将会通过进一步的对比分析进行说明。世界价值观第6轮调查分别询问了被调查者对家人、邻居、认识的人、第一次见面的人等的信任情况。我们依然选取以上几个国家进行对比，看被调查者回答信任或者相对信任特定群体的比例，以此来考察不同国家的信任半径是否不同。

　　由分析结果可知，视对方与自己关系的远近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这一现象具有跨文化一致性。完全将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归为差序格局的文化结构并不合适。数据表明，各个国家的居民对家人的信任都在90%以上，最高达到了98.4%，最低也达到了92.7%。随着关系的疏远，信任的比例也在不断降低。对于第一次见面的人，各个国家的居民普遍表现出不信任。比例最高的澳大利亚也只有43.9%的居民信任第一次见面的人，最低的是日本只有8.8%，中国为10.9%。在对各个群体的信任上，中国和日本最为相似。两国居民对于各个群体的信任比例都非常接近，唯一差别在于对邻居的信任上，中国居民信任邻居的比例比日本居民高得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和日本同属儒家文化圈，两国居民的信任半径极为相似。可当被问及“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是否值得信任”时，中国居民的信任得分又远高于日本居民，在两国居民对于信任半径内各群体的信任水平又是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一现象很有可能是因为两国居民对于“绝大多数人”的理解是不同的。

　　即使同处西方文化圈，人们对于“绝大多数人”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是不同的。由分析可知，澳大利亚居民对各个群体的信任比例都很高，即使是对于第一次见面的人，也有43.9%的人表示值得信任。对于其他群体，则拥有非常高比例（都超过60%）的澳大利亚人表示可以信任。然而，当被问及对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的信任时，只有51%的澳大利亚居民表示绝大多数人值得信任。可见，“绝大多数人”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其实很难说被调查者想到的是哪个群体。与此相对，荷兰居民的信任半径并不算大，荷兰居民的信任对象也大多集中于自己熟悉的人。但是，当被问及对于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信任时，荷兰居民又具有全世界最高的信任比例（66%）。因此，在做跨国比较时，任一概念都要慎重，哪怕这些国家处于同一文化圈。

　　由于主要是讨论中国的信任问题，这一部分我们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2年的数据。在该数据中，对于一般信任的测量主要包括两种测量方法：一是问是否觉得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值得信任；另一个是问是否觉得陌生人值得信任。我们对比了两种测量方法下中国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当被问及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时，中国人回答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比例达到了65.11%，与世界价值观第6轮调查的结果几乎一样。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数据的稳健性。而被问及对陌生人的信任时，回答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的比例仅为7.27%。由此可见，在中国人的意识里，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包括陌生人，而是与自己多少有点关系的人。中国人的信任半径并没有扩展到陌生人。这也能部分说明中国社会较高的一般信任水平可能是由于“绝大多数人”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并不适合用来测量一般信任。中国居民对于绝大多数人的信任介于熟人（71.9%）与陌生人（7.27%）之间。至此也能初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的一般信任水平会如此高，因为虽然中国人的信任半径较小，但半径之内的信任水平却很高。

　　综合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使用“是否信任绝大多数人”这一问题来测量一般信任存在很大问题。不同国家的居民在看到“绝大多数人”这一概念时想象到的群体范围并不一致。在进行跨国比较分析时，我们对概念的使用一定要慎重。具体到信任问题研究，只有当人们对于信任对象的理解一致时，对比信任水平才有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社会学研究”（20&ZD14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