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逐渐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生态条件，极大地解放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模式、社会交往乃至思维模式。在公益慈善领域，数字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的发展，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工具和方案，对社会公众的慈善理念和参与方式，以及慈善组织的项目管理、执行和传播带来巨大冲击。“互联网+慈善”势不可当，截至2021年11月，民政部先后遴选指定三批共3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为慈善事业发展开辟了新场域。互联网慈善事业于当年取得“双百亿”成效，超百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以及近百亿元互联网筹款。互联网筹款规模从2017年的25亿元增加至2021年的100亿元，增长了近4倍，年均增速高达42.75%。

　　腾讯公益、阿里公益、上海联劝等互联网慈善平台的迅猛发展，既对传统慈善组织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又为相关利益者提供了快速成长的平台。尽管在慈善实践过程中，平台慈善运行模式正在快速演化扩张，但理论界对其发展演化与构建逻辑仍关注不足，忽视了平台慈善作为一种慈善组织形态的范式转型特征及其理论机制，对慈善组织变革的影响乃至于对一种新型慈善范式演化过程鲜有涉及。

　　事实上，平台慈善俨然已超越技术平台属性，并构成新型慈善组织形态的实践走向。我们有必要回到平台慈善本身，分析数字技术如何推动慈善组织变革及其推动慈善组织变革呈现何种内容与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数字技术与慈善组织互构的过程与形态，并探讨平台慈善组织。

　　数字技术赋能慈善组织

　　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事业的发展载体，在慈善事业快速发展、促进第三次分配与社会和谐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慈善组织在实践中却时常面临着专业化程度低、劝募和运作能力不足、公信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导致慈善组织的内部管理能力、资源获取与使用能力以及社会影响能力难以取得突破。慈善组织面临的各种困境迫使其主动或被动地应用数字技术工具来辅助自身解决难题。

　　实现效率优化和能力提升是各类组织应用数字技术的重要动力和原初目标。在公益慈善领域，互联网公益或数字慈善作为一种新型慈善模式，是公益慈善主体基于数字技术进行创新、解决社会问题、拓宽公众参与和认知公益的途径。其中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作为中间媒介融入公益慈善被运用于慈善组织运行的各个方面，如品牌建设与传播、筹款、项目管理、公开透明等，帮助慈善组织逐一破解专业化程度低、劝募与运作能力不足以及公信力不高等困境，推动慈善组织更好地履行使命、提供更好的服务、取得更大的社会影响。

　　数字化程度的提升使得组织变革呈现出从赋能向“使能”演进的趋势，数字技术驱动组织变革已成为数字时代下技术“使能”的重要体现。与企业和政府等组织主体相比，慈善组织受资源限制，难以效仿企业和政府高投入的渐进式数字化转型之路。此外，慈善组织基于社会公众的信任试图解决企业和政府都难以甚至无法解决的社会难题，其产品和服务通常面临着严峻的双重代理问题。慈善组织在推动组织变革过程中如何保持多方利益相关者信息互动、高效履职以及富有责任感，则面临着较之于政府和企业更难的议题，例如如何克服成本难题、匹配捐赠者关怀与受助者诉求、平衡慈善组织使命达成与管理绩效、协调技术企业经济目标与慈善组织公共价值等。在此背景下，寻求组织变革和体制机制创新成为慈善组织顺利搭乘数字化转型“列车”的有效途径。

　　数字技术推动慈善组织变革

　　数字技术一般被定义为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技术的组合，如社交媒体、移动设备、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数字技术不仅提高了慈善组织的运行效率，还触发了更广泛的组织结构变革。这种变革帮助慈善组织重新思考其文化、流程和结构，以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需求和机会，有助于其更好地实现使命，提高社会影响力，并更灵活地应对环境变化与问题识别。

　　数字技术与慈善组织的关系不是一个单向赋权赋能的过程，特别是在“科技向善”的倡导下，慈善组织的实践和治理需求也成为规训数字技术的重要因素之一。当下，数字技术对慈善组织的影响维度从技术赋能过渡至组织变革，慈善组织在与数字技术的双向互动中寻找最佳的组织形态，用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公益环境。

　　首先，技术赋能为数字时代下的慈善模式创新进行了前期探索，推动数字技术与慈善组织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互动调适，为慈善组织重塑和规则创新奠定了基础。技术赋能对慈善组织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导致慈善组织在实现高效匹配慈善需求与供给、精准管理应用慈善数据、灵活调整部门岗位架构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技术应用与原有组织目标、流程和结构之间的冲突。打破慈善组织现有行为模式的数字“破坏力”悄然形成，触发了组织结构的变迁，慈善组织因而进入组织解冻阶段。

　　其次，慈善组织则以“内外兼修”的态度积极制定数字慈善战略和数字化转型战略，以应对数字“破坏力”。一方面，慈善组织寻求组织变革和体制机制创新，关键在于使用数字技术实现技术赋能，对组织所处的环境和客观条件拥有更强的识别、判断和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慈善组织克服由滞后的认知、固化的思维模式、学习的知识惯性等引起的洞察力惰性、认知惰性和知识惰性，加速传统慈善组织结构“解冻”。最终，慈善组织在组织结构、组织能力以及组织战略三个层面迎接组织变革的挑战。组织要素与技术要素的互动推动慈善组织数字化转型，实现组织变革，慈善组织步入组织变革阶段。

　　最后，在公益慈善领域，数字技术在慈善组织中的应用形态从办公自动化到线上慈善服务平台再到当下的慈善组织数字化转型，应用范畴从对内的“信息化”到对外的“数字+”再到内外兼顾的“数字化”，数字技术逐渐演变为慈善组织形态变革中不可替代的组织要素。当数字技术进入慈善组织并成功运行，慈善组织赋予数字技术不同的含义并强化数字技术与慈善组织契合的特征属性，数字技术便成为慈善组织管理和制度化的客体，进而成为慈善组织结构的一部分。进一步，慈善组织的实践和治理需求也成为数字技术更新迭代的驱动因素，引领数字技术向着“科技向善”的方向不断发展与创新。

　　现实中，数字技术对慈善组织的影响不会止步于组织形态创新，平台慈善组织形态的兴起预示着“慈善大变局”正在逐渐成为现实。当数字技术根植于社会组织内部，且作为一种生产力形态决定社会组织形态的性质、变革方向和发展趋势时，不仅会影响组织内部各要素间的链接关系，也会革新组织间的互动模式与规则，进而颠覆当下的慈善运行规则。超越慈善组织本身，数字技术与慈善组织的互构关系也正在型构一种新的慈善生态，特别是当技术的主体性和价值性成为慈善价值、慈善行为、慈善主体以及慈善模式变革的重要影响因素时，慈善事业的不同维度将呈现出全新的特征与内容。这种全新的特征与内容带来了诸如慈善效率提升、慈善影响扩大、慈善公信力提升、慈善合作广泛等机遇，但随之而来的技术逻辑主导的“共情缺失”“数字泛滥”“数字帝国”“数字信任”等风险和问题就像悬挂在慈善事业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警示着慈善组织善用数字技术及其理应承担的公益责任。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事业的基本单元和最活跃的主体，应该如何应对“游戏规则”变化并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议程，是未来慈善组织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除此之外，当慈善组织没有能力合理应用数字技术或应用结果偏离预期轨迹时，政府应如何引导和规训慈善组织变革，将成为数字时代下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议题。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执行院长、教授；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