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过去百年最显著的社会现象，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和国家交往方式。如同社会科学中诸多重要概念一样，全球化并未被精准地界定，亦缺乏共识性理解。当前，全球化出现危机，这一危机正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涵之一，全球化亟须被“反思”。

　　历史之维：现象与概念的错位

　　讨论全球化需回归的根本问题是：全球化是什么，始于何时？全球化被不同地理解为地理空间距离的压缩和全球联系的急剧增加，社会关系和交往的空间拓展，资本、生产和市场的全球融合，人类和非人类组织的跨国和跨文化交往，塑造个人和组织在国际体系中角色和行为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这些定义从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不同视角理解同一现象，得出不同结论。如《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中所述，对全球化起源的解释至少存在两大视角（突变论和渐变论）和多种观点，即15世纪之前的更久远时代、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19世纪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化被认为存在四种类型（封闭型、内卷型、脱嵌型和包容型）。由此，全球化研究中时常出现在全球化现象和全球化概念间的两个错位。

　　其一，概念与经验现象的主体错位。现有全球化概念和定义往往是对经验现象的特定内容进行抽象概括，这些内容主要涉及核心分析主体和分析层次。从特定主体和层次出发的片面理解，有助于揭示全球化的复杂过程，但却无法描述全球化的全貌。因此，试图借用任一学科内的概念定义作为复杂经验现象的全球化，都存在分析主体的错位问题，而没有任何学科基础的界定更是无章可循。折中的解决方法是构建和严格遵循特定学科的理论框架和解释逻辑，在全球化研究外部有效性有限的情况下（即单一视角下的学科概念代表复杂经验现实的有效性不足），争取内部有效性的最大化，即学科内概念的准确和统一。《反思全球化》在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下，有效规避了主体错位的问题，构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理论框架和分析逻辑，无论是新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新论、世界体系论等解释全球化的理论，还是民族国家、国际社会、非国家行为体、国际冲突等解释全球化的视角和因素，形式上各成一章，实则构成了一个解释和反思全球化的国际关系学理论体系。

　　其二，概念与经验现象的时空错位。在特定时间节点上，不同国家和区域理解和参与全球化的方式不同，受到的影响更是差异显著，因此，对待全球化的态度和立场迥异。将一般性的、理论化的概念套用于不同地区，存在“整体主义失败”的风险，而拘泥于特定地区的微观事实，又存在所谓的“还原主义赌局”风险。在宏观与微观、整体主义与还原主义之间寻求平衡，既是全球化研究的难点，亦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挑战。《反思全球化》在应对这一挑战上着墨颇多，既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关系，还讨论了欧洲、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苏联东欧地区等区域融入全球化的实践，更进一步分析了美国、日本、印度、中国等主要国家的全球化方案与进程。《反思全球化》探讨了全球化的发轫、全球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冷战时期的全球化、冷战后的全球化进展，并从历史演进和区域异同中总结全球化的基础和动力，剖析了人类社会联系的内聚和扩张两股力量推动全球化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和未来。

　　现状之辨：反、去、逆、再全球化

　　自全球化伊始，质疑和批判的声音从未中断过，重要原因是全球化产生了巨大的全球财富和权力再分配效应。此外，经济要素空前跨境流动所孕育出的巨大全球性风险，如频繁爆发的地区性和全球性金融危机，也被归咎于全球化。在2008年以前，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的声音和行动此起彼伏，尽管反全球化被广泛用以概括一切不满全球化的态度和行动，但其主要动机还是在全球化体系下修正其弊端，并非全盘否定全球化。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显露出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和密切相互依赖的风险，以及国家间不断恶化的权力失衡和宏观经济失衡，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浪潮涌现。去全球化是指降低全球化的程度和减少全球化的影响，其与“去美元化”“去西方化”“去中心化”等概念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自美国特朗普政府以来，国际秩序进入加速调整期，逆全球化（reverse globalization）态势越发显著，表现为逆转全球化的趋势和方向，如阻碍自由国际贸易、破坏多边国际制度等。

　　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密切关联，概念边界较为模糊，内涵存在交叉和重叠，时间上也并不存在严格的先后顺序，其基本立场和核心逻辑有明显差异。狭义的反全球化是反全球化的弊端，有修正之意；去全球化是降低全球化的程度，有削弱之意；逆全球化是扭转全球化的趋势和方向，有倒退之意。同时，还存在一股维护全球化，试图将全球化拉回旧轨，甚至进一步赋予其新动力和新内涵的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力量。反、去、逆、再全球化四股力量交织，共同构成当前全球化态势的复杂局面。值此难局与变局，反思全球化是迫切和必要的。《反思全球化》观察了这些波折与起伏，剖析了全球化的矛盾与负面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揭示了全球化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经济学逻辑。

　　未来之思：回到东方

　　所谓“反思”，即思考全球化的过去和现在，总结经验教训。全球化的历史和现实至少带来三大经验教训，对其进行反思，或可得全球化的未来之道。

　　第一，全球化具有普遍的时空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全球化的过去和现在不同，未来亦不会重复历史，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文明进步、政治结构变化等多重复杂因素所决定的。在空间维度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标准模式，多元化和多样化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和人类进步的动力。但是，在特定阶段，具有普遍合理性和国际认可度的模式会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何种力量会继续推动全球化，全球化会朝着何方前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方案无疑将为全球化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第二，全球化具有强大的分配效应，不平衡发展和不公平风险责任分担是主要矛盾。反全球化浪潮的核心关切便是全球化对特定群体带来的利益损害。个体间的发展差异、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国家间的不平衡发展、地区间的发展失衡等问题，似乎都能从全球化中找到理由，而全球化的风险和责任的分配却并未与其收益的分配相匹配。当前全球化的危机不仅源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不满，更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其他问题共同作用的外部结果。由此，主导新一轮全球化的力量核心可能正在远离西方。

　　第三，全球化具有显著的政治效应，主导国的领导力和责任担当是重要保障。全球化既受政治因素的左右，又能塑造国际政治格局。在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中，全球化进程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相互作用。国际秩序是对国际体系的行为规范和行为状态的概括，良好的国际秩序是全球化得以顺利推进的保障。国际秩序的危机与全球化的危机几乎是同步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因素也是全球化危机的关键原因。如前所述，国际安全维护、气候问题治理、金融风险防范、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等都面临着风险分担、责任承担和权力分配的问题，而主要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分歧和矛盾的加剧，是全球化危机的主要根源。

　　在新时代，中国的国际角色发生变化，吸取上述经验教训，全球化、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的中国方案悄然形成，《反思全球化》正落脚到了中国世界观的变迁、中国推动全球互联互通的新方案和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全球化的未来犹未可知，但“回到东方”至少是一种值得深入解析和评估的可能场景。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