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学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分支，其产生甚至比国际关系学本身还要早。无论是在古希腊时期，还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都极为关注与人的生存相关联的地理因素，如水源、气候、陆地等。16世纪以后，欧洲的政治思想家们开始系统地思考地理因素同政治之间的关系，如让·博丹、孟德斯鸠等人都论述过地理环境对于政治制度、民族性格、国民士气等因素的影响。进入19世纪之后，地缘政治学得到了更大发展，海权论、陆权论乃至空权论等理论陆续出现，地缘政治理论逐渐得到系统化的发展。但是，由于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作论述自身理论“合理性”的工具，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德国用来作为自身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地缘政治理论在二战后就被极大地污名化了，学者们也对“地缘政治”一词保持警惕。同时，二战之后随着交通和通信等技术的发展，地理因素对国家间的阻隔大大减弱，地缘政治理论受到一体化理论、相互依赖理论、全球化理论等的冲击，地缘政治学逐渐式微。

　　然而，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完全掩盖地理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如同均势、集体安全、威胁与威慑、权力政治、制衡等传统国际关系学概念一样，地缘政治在当代也需要进行重新诠释。相比于二战后乃至冷战后初期，当今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地缘政治竞争仍然存在，但是其表现方式已经大大不同于人们传统意义上的理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人们亟须一种全新的理解地缘政治的方式。

　　《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研究》一书的出版，丰富了学界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认为全球化同地缘政治是理解国际关系的两极，前者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而后者则强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分裂为不同的板块。但是，事实说明，全球化是不能脱离地缘政治基础而存在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这一概念刚刚被提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根据地理因素来界定的。彼时，有学者将全球化定义为多个大陆之间的联系所构成的相互依赖，并且这种联系必须包含洲际距离，而不是单纯的区域联系。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全球化也不再是某个单一国家所能主导的，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积极主动的塑造者，而非被动的承受者。鉴于此，《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研究》着重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了全球化的特点。

　　从时间维度上看，全球化起始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迄今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当前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政策，同时叠加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一些人对全球化的前景产生了质疑。《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研究》指出，一方面，作为一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全球化的进程不可能在根本上被逆转。另一方面，当前全球化进程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分配呈现出不均衡状态，西方国家往往以自身意志作为衡量全球化的普遍标准，这导致全球化结构性矛盾产生。从空间维度上看，技术进步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了地缘空间的重构。世界市场的发展打破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封锁和相互孤立的状态，推动了世界政治的去领土化和再领土化。以往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空间秩序被全球化进程所打破，一个由包括民族国家在内多元主体互动所构成的全球网络秩序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形式。

　　在全球化时代，要充分理解地理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就需要进一步发展地缘政治理论，而不是被既有理论所束缚。正如《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虽然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有其客观性与科学性的一面，但是这一理论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无法解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因而基本上失去了“预测”功能，只能停留在“解释”与“描述”的阶段。如果仅仅依据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指导当今国家的对外战略，就会使国家的地缘战略思维重新回到冲突的模式当中，并且加剧国际体系的动荡与不稳定。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内容并非地缘政治竞争，而是经济竞争，世界经济而非领土征服才是各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因此，在遵循市场规律和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前提下捍卫和增进自身的经济利益，应当成为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关切。

　　传统上，地缘政治理论强调国家间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将国家间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博弈。但是当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这种单纯强调冲突和竞争的观念已经明显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在当今世界，区域化是伴随着全球化同时出现的现象，全球化发展的最大可能趋势就是不同地区逐渐区域化，而不是形成全球一体化。为此，就需要一种能够适应全球化发展最新趋势的地缘政治理论，《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研究》为此做出了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思维也需要相应的变化，以同外部环境变化相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研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修正。这一倡议以合作共赢新思路修正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以国家间合作主义修正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的国家中心主义，以海陆联合修正了海陆对抗，以共赢至上修正了权力至上法则，打破了大国主导模式，强调共建国家的平等参与、共同获益。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对话交流是国家间合作的主要模式。这一倡议并不预设某种特定的制度模式，而是着眼于具体的倡议与合作。相比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大国的“唯我独尊”，“一带一路”倡议更加突出以“项目建设”为导向，以国家间共同参与和达成共识为推动力，尊重参与各方的自主权与平等地位，尊重国家间在经济发展阶段、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强调在合作中建立信任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特征和自身的内外环境所提出的另一项重大倡议。《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研究》从对传统地缘政治超越的角度谈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价值，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人为本位替代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国家中心主义，以伙伴关系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二元对抗关系，以相互依赖扭转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排他性倾向，以合作共赢摒弃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零和博弈思维，以多元共生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文明冲突，以可持续发展理念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空间观念。这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仅仅反映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比。

　　全球化的发展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共振，带来了国际关系的剧烈变化。全球化的进程不会终结，但也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面对新的变化，地缘政治理论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传统地一味关注权力竞争和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理论，显然已经无法帮助人们理解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现象。《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研究》在对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结合全球化时代对于地缘政治理论的重塑，提出了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的分析路径。立足中国层面，该书对中国地缘政治观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并结合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的现实，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与战略选择。《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研究》一书将全球化同地缘政治两个传统上被认为相互分离的领域重新结合在一起，是地缘政治理论在新的世界变局和时代条件下的理论重塑和思维转换，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有着重大启发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22VMG04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