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迅速发展，在智能媒体时代如何做好国际传播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这为推进我国国际传播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应深入研究国际传播的发展趋势，把握我国国际传播力的现状，不断增强智能媒体时代国际传播力。

　　国际传播力指的是在国际场域传播信息，并以此对受传者的行为、利益、观念等施加影响的能力，主要包括媒介的覆盖能力、信息的生产能力、传播的规模与精准能力、效果影响能力等。目前，国际传播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技术和形态方面，也体现在国际传播力的变迁。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其形构能力和外溢能力的增强。未来，一些国家在智能媒体技术赋能下，可以海量搜集数据，开发先进算法，敏感预知风险，高效生产、准确分发信息，甚至利用国际传播能力影响人们的行为、塑造人们的观念等，从而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施加影响。从这样的角度看，相比传统媒体时代国际传播力偏向于间接实力的特性，智能媒体时代国际传播力则体现为一种更直接的实力。国际传播力的整体结构以及构成维度、要素等在智能媒体时代将发生变化，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数据、算法能力将重塑国际传播力的整体结构。有学者提出智能媒体时代“数据即权力”“算法即权力”的观点，道出了数据、算法能力的重要性。在国际传播领域，数据和算法能力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借助智能媒体，可以在国际场域大规模地进行数据搜集、分析，对受众个体进行精准“画像”，总体把握国际情势；借助数据分析和先进算法，可以及时捕捉受众需求、敏锐预判风险、高效准确决策；借助智能机器，可以创新信息生产方式，提高信息生产效率；借助算法自动分发，可使传播更精确、高效。数据和算法在智能媒体时代将居于传播的核心位置，重塑国际传播的决策、内容生产、内容分发、受众分析、效果影响等各个环节，从而重塑国际传播力的整体结构。

　　二是智能媒体将成为国际传播覆盖能力的构成主体。大众媒体时代，国际传播覆盖能力主要由传统大众媒体完成，比如电台、电视台、门户网站等。智能媒体时代，人们获取信息更多来源于智能终端。智能媒体成为信息覆盖的主力军，除了新闻和娱乐等层面，还深度覆盖消费、运动、社交等多维层面。

　　三是场景能力将成为国际传播力的新维度。场景能力将成为智能媒体时代国际传播的重要能力，它主要由场景感知能力和场景匹配能力构成。场景感知能力指的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外受众个体、域外文化背景、国际宏观环境等层面，去感知传播对象所处的地理空间、自然和文化环境、个体和群体状态等，以此形成认知图景和传播变量库等的能力，它可为国际传播找到入口和受众聚合点。场景匹配能力指的是在感知场景的基础上，借助算法、机器生产、智能内容分发、多元综合服务等，将与场景相匹配的“信息流、服务流、关系流”导入，并逐渐充盈场景、聚拢更多受众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场景能力是一种排他性能力，先于他人感知场景，并以高匹配度的信息和服务使场景达到充盈状态。因此，未来国际传播力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场景争夺，场景思维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思维。

　　客观地看，国际传播领域“西强我弱”的状况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应清醒认识国际传播的现实状况，尝试以“超传播”理念为导向，以提升覆盖能力为基础，以建设数据、算法能力为核心，以发展场景能力为阵地的路径，抓住智能媒体时代所提供的新机会和新空间，不断增强我国国际传播力。

　　第一，以“超传播”理念建构综合性国际传播思维。智能媒体时代的传播形态是一种“超传播”，表现为传播空间上的“超媒体”，即借助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物联网等，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溢出媒体空间，而与真实社区空间等紧密结合；传播内容上的“超信息”，即传播更多地和运动、消费、社交等活动结合，是一种信息流、服务流、关系流的集合束，是超越了单一信息传播的关系型、综合服务型活动。因此，国际传播应超越传统的范畴，在更宽广的场域寻找入口，通过提供综合服务、建构多元关系来争夺国际传播的各种场景。

　　第二，鼓励、支持媒体的智能化转型和国际化发展，提升覆盖能力。近年来，一些媒体已经开始智能化传播探索。如“新华智云”以其开发的“媒体大脑”，利用智能媒体技术自动生成多语种新闻向全球传播。但总体来看，我国智能媒体的国际覆盖率还比较低，缺乏真正实现普遍覆盖的媒体。因此，为了更好推动媒体国际化发展，一方面可在符合国际经济、贸易等规则的前提下，在国家规划、制度层面给予相关媒体机构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相关企业、媒体要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积极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国际技术合作、国际并购等方式大力拓展国际市场。

　　第三，重视数据搜集和算法开发，提升数据、算法能力。受制于智能媒体国际覆盖能力不足等原因，我国国际传播的数据搜集能力还需进一步强化。缺乏数据的“喂养”，国际传播算法的开发也会受到局限。在这样的状况下，已开展国际传播业务的传统媒体机构，可适当转变观念，坚持内容与数据并重，依靠其分布于全球的网点以及网络爬虫等技术搜集数据，建构国际传播数据库。此外，我国部分智能媒体企业已经具备相当强的实力，可积极拓展国际业务，广泛搜集数据，开发适用于国际传播的算法；力争以“细粒度”“高像素”的国际受众画像，高效精准洞察国际传播大势，实现以算法决策、算法推荐、自动分发、综合服务等为特征的智能化国际传播。

　　第四，敏锐感知国际传播新场景，精确匹配信息与服务，提升场景能力。在国际传播场景的感知和竞争方面，我们应在把握域外地理空间、文化背景、法律制度、用户需求等的基础上，从新闻、社交、运动、消费、支付、学习等各种场景寻找传播入口，并注意国际传播不同区域场景的特殊性、差异性，基于新的数据搜集和算法精准匹配信息与服务，注入信息流、服务流与关系流，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的场景思维和能力。

　　（作者系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