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文明史上，翻译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近代中国，五四时期发轫的“红色翻译”推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车轮，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使中国迈向了现代化的伟大征程。铭记历史，才能把握现在；不忘初心，方可开创未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百年来的“红色翻译”进行钩沉，以传承“红色翻译”基因，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翻译加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亦是一场新旧决裂、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翻译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不仅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而且使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从某种程度上讲，翻译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动力之一，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

　　五四时期，以鲁迅、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解放，宣扬爱国，他们有意识地把翻译的任务同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职业革命家瞿秋白，他首次将《国际歌》曲谱和译词配合译出，使《国际歌》成为中国无产者的一首战歌，对号召他们和世界无产者“同声相应”作出了巨大贡献。

　　十月革命后，中国涌现出了陈望道、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郭大力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翻译家。这些翻译家踊跃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陈望道和郭大力。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问世，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命运。郭大力用毕生精力翻译的《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由于翻译，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可能，才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才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保障。

　　经典著作翻译为抗战胜利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的胜利树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光辉典范。抗战时期，无数爱国译员不怕牺牲，奋勇向前，对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夺取抗战胜利，数以千计的中国军事译员日夜奋战在抗日战场的每个角落。他们在武器装备培训、军队整训、军事情报搜集与翻译、协同作战等诸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译员还从事了中国翻译史上最大规模的民间外交活动，为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在延安根据地，以杨尚昆、张闻天、伍修权、王稼祥、凌青为代表的共产党译员在管理日军战俘、联络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话西方记者团和迪克西使团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效，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奠定了基础，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翻译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为了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成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负责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与出版工作。以艾思奇、柯柏年、成仿吾、贺麟、何思敬等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家，开始有计划地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使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1937年，艾思奇到达延安，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最早提出翻译的哲学思想。贺麟更是开创了我国翻译黑格尔哲学的先河，翻译了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评》。抗战期间，根据地共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192种。这些译著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升到新的高度，大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为培养大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共产党干部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抗战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文学翻译对抗战胜利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使中国的抗战事业有效融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洪流之中。以茅盾、曹靖华、夏衍、戈宝权、盛成、王语今为主的翻译家，积极译介世界反法西斯主题的文学作品，自觉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茅盾翻译了巴甫林科的长篇小说《复仇的火焰》、曹靖华翻译了里昂诺夫的剧本《侵略》和瓦西列夫斯卡的小说《虹》，助推了译介苏联反法西斯文学的热潮。此外，其他国家反法西斯文学作品相继被翻译成汉语，如法国的短篇小说《土伦》、中篇小说《海的沉默》，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战地钟声》《第五纵队》和《战地春梦》等。抗战时期翻译的国外文学作品就达700余种。这些译作有力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加强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人民之间的联系。据统计，抗战期间，在延安及其他根据地，翻译出版56种苏联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译者以周扬、肖三、成仿吾、柯伯年等人较为知名。影响最大的是肖三翻译的剧本《前线》和小说《恐惧与无畏》。《前线》在《解放日报》连载，极大地激发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总体而言，抗战时期的文学翻译增强了军民的爱国情怀，鼓舞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呼吁世界和平  加强与世界人民间的联系

　　抗美援朝前期，面对美国的核威胁以及散播的关于原子弹的各种谣言，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翻译家一边在《人民日报》翻译居里夫人等科学家有关原子弹的权威资料来消除谣言，一边向外界宣传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另外，他们还在国际上积极呼吁世界和平委员会批准禁止使用核武器“斯德哥尔摩”协定；同时，号召国际和国内爱好和平人士签名，共同抵制美国使用原子弹。这些舆论有效遏制了美国将原子弹用于朝鲜战场的企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以毛岸英为代表的大量译员，在战争宣传、战俘管理、档案资料归整、情报搜集、朝鲜友军合作和对敌谈判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讲好中国故事

　　促进中外友好交流

　　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翻译在增进中外了解、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外文局为主的对外传播机构，陆续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翻译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被翻译成英、法、西、德、俄、日等多种语言，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热销。这些译作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作出了突出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红色翻译”日益引起国家的重视。国家社科基金有关“红色翻译”的立项就达13项。立项内容涉及“红色翻译”的主要方面，包括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研究、东北抗联档案文献整理与翻译、日本馆藏新四军档案整理与翻译、抗美援朝中翻译活动及译者研究、“美国飞虎队”援华史料汇编与翻译、社会主义经典文献在日本的翻译与传播、《毛泽东选集》英译研究等。

　　纵观四个时期的翻译活动，不难发现，“红色翻译”在促进思想进步、影响战争胜负、改变中华民族命运、增进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译者要不断发扬“红色翻译”精神，不忘初心，牢记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继往开来，为促进中外互学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州理工学院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