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百年科幻发展史，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晚清时期对西方科幻文学的大规模译介与模仿，逐渐发展至当下中国原创科幻文学在西方广泛流传、影响倍增。这一历程反映了中西交流模式演进的不同阶段与面向，展现出“中国想象”在海外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态势及其进入他国文化深层空间的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科幻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可分为诞生期（1891—1949）、开拓期（1950—1966）、复苏期（1976—1999）与发展期（2000年至今）四大阶段，而“中国想象”在西方科幻世界传播的努力则孕育于诞生期，萌芽于开拓期，系统性发端于复苏期，蓬勃于发展期。

　　大规模译介与模仿

　　作为一种“舶来”的文类，中国科幻文学诞生于“西学东渐”的潮流之中。清末民初的第一次科幻翻译浪潮以中国对西方科幻的大规模译介与模仿为显著特点，这一单向性接受历程也反映出彼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态势。

　　一方面，清末民初，科幻译介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始终高举“科学救国”的旗帜。无论是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中提出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还是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1903）中所言“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均是为此进行理论建构。在这一潮流下，梁启超译《世界末日记》（1902），鲁迅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1903），包天笑译《法螺先生谭》（1905），心一译《未来世界》（1911）等。翻译对中国本土科幻文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从当时中国原创科幻的书名便可见一斑，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1905）、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1908）和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等。

　　另一方面，尽管自20世纪20年代起译介活动总体走向低潮，但中国本土科幻文学创作却出现重要亮点，“中国想象”的海外传播正在孕育之中。老舍发表于1932年的《猫城记》，成为首部译介至西方世界的中国长篇科幻文学作品，分别有1964年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的James Dew英译本和1970年俄亥俄大学出版社的William Lyell的重译本，随后又陆续被翻译成法、德、日、俄、匈牙利语，这是“中国想象”在西方世界的首次亮相。

　　体系化、规模化外译

　　由开拓期至复苏期，中国本土科幻文学对外译介活动由“个案式突破”发展至“系统性开端”，“中国想象”的海外传播路径逐步打开。尽管这一时期我国译介西方科幻文学的数量也在极速上升，然而中西科幻翻译的双向性互动已逐渐形成。

　　20世纪80年代，由吴定柏主编的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1989）一书在纽约的普雷格出版社出版，此书翻译、收录了8篇80年代初重要的中短篇科幻小说，包括童恩正的《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珊瑚岛上的死光》、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叶永烈的《自食其果》《腐蚀》、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王晓达的《神秘的波》和姜云生的《无边的眷恋》，是首次系统性对外译介中国科幻作品的尝试。而这一时期，由张系国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城》三部曲（《五玉碟》（1985）、《龙城飞将》（1986）、《一羽毛》（1991））英译本也于2003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21世纪以来，科幻译介进入发展期，翻译活动空前繁盛，中国科幻作品体系化、规模化的对外译介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中国想象”逐渐走进西方文化的深层空间。当下，我们正迎来以中国科幻文学“走出去”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幻文学翻译浪潮。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有：第一，刘慈欣作品大规模对外译介（截至2020年已有5部长篇小说、1部作品集、1部中篇小说以及21部短篇小说被翻译成了约22种语言在全球出版发行），荣获包括雨果奖在内的诸多国际奖项，《三体》系列的海外传播成为现象级文化事件。第二，中国科幻作家的群体影响力日增，如2016年刘宇昆翻译出版了中国科幻文集Invisible Planets，其中收录了刘慈欣的《圆》《赡养上帝》、陈楸帆的《鼠年》《丽江的鱼儿们》《沙嘴之花》、夏笳的《百鬼夜行街》《童童的夏天》《龙马夜行》、马伯庸的《寂静之城》、郝景芳的《看不见的星球》《北京折叠》、糖匪的《黄色故事》、程婧波的《萤火虫之墓》等中国当代科幻代表作，深受海外读者欢迎。第三，中国科幻文学海外译介与传播模式日益专业化，以中国官方机构为代表的翻译赞助人在对外译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中国想象”的海外传播成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文化战略。

　　定义对未来世界的想象

　　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文类，科幻文学是想象力的重要载体，代表着人们对进步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科幻及其背后的“中国想象”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呈上行态势，具有多重涵义。

　　第一，由晚清时期中国对西方科幻文学的单向翻译与接受，发展至全球化时代中西科幻文学双向翻译与相互影响，“中国想象”海外传播的发展历程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的演进，即由近代“西学东渐”的输入模式转向当代“多元共生”的对话模式。科幻文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这一文类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本身便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明证。晚清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将西方科幻小说大规模地翻译引入中国，服务于当时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功用。在清末民初的第一次科幻翻译浪潮之中，科幻译介无疑是自西徂东的单向度过程，给我们带来了费正清笔下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式的震惊。一夕之间，言必称西方成为“进步”与“文明”的标志，这在当时中国本土科幻文学的创作中均有体现。然而，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时至21世纪的今天，中国科幻文学被大量译出，“中国想象”在西方科幻世界的影响力日增。这一过程恰恰与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的演进同步，即从晚清的“影响—接受”，发展到21世纪的“对话—交流”。

　　第二，从中国科幻文学译介初期的“西方影响—中国接受”到当代的“中西对话—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国想象”的海外传播也表明借鉴西学方法，能够成功激活中国经验，并使之反哺于西方，成为世界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的动力。在以中国科幻文学“走出去”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幻翻译浪潮之中，以《三体》系列为代表的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在海外传播效果显著。进入西方世界的“中国想象”既展现出“中国气度”，又体现出“世界格局”，其独特魅力在跨越文化空间的旅行中得以充分彰显。这表明中国科幻成功地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之中，呈现出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的先锋性意向，从而在世界文学的意义上反映出中国文学的价值。这不仅意味着中国想象力因素能够成为世界创新的动力源泉，也开启了重新定位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系统中地位的可能。

　　第三，我国提出大力发展科幻创作与研究，并推动其进入传统上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的对话之中，这不仅意味着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推动世界多元化进程的努力，更表明在国家层面争夺对未来想象定义权的决心。多元与开放应当是科幻文类的重要特征，然而，正如陈楸帆在2020年8月举办的中国比较文学云讲堂中所指出的，长期以来，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科幻定义着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使其被投射上单极世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尽管刘慈欣的科幻作品在海外深受欢迎，由其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也在全球获得好评，然而中国科幻在文学创作、影视改编与人才培养等方面仍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比如2019年被寄予厚望的《上海堡垒》并未能复制《流浪地球》的成功，可见中国科幻群体影响力的提升亟待长期布局。因此，“科幻十条”的适时提出，将推动中国科幻创作与研究从边缘走向中心，体现出的是直面未来竞争的国家意志与战略眼光。

　　在全球化的今天，“想象力”已成为最具前瞻性的文化软实力因素，可以预见，对未来世界想象的定义权将成为大国力量博弈的新焦点。在这一语境下，“中国想象”海外传播的态势、发展与潜力值得被持续关注。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