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司马迁概括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为：“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外攘夷狄”主要指反击不断南侵的匈奴，解除匈奴的军事威胁；“内修法度”指完善、创制一系列制度，整顿社会秩序，强化中央集权。而财政改革作为“内修法度”的组成部分，既是“外攘夷狄”的经济保障，也是强化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

　　遏制土地兼并  稳定农业生产

　　西汉立国，继续推行商鞅变法以来的授田制，普通农民，每户授田百亩，有军功爵者，根据爵位高低增加授田亩数。尽管在实际执行中，农民不一定都能获田百亩，但基本上能保证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但是，土地有授无还，一经定于个人名下，土地即归个人占有，在法定条件下买卖，逐步私有。土地一旦成为商品，土地兼并便成为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文帝时晁错已指出商人兼并农民土地的危害，提出“贵粟”的建议，但在当时条件下，实际效果有限，豪强地主、工商业主、官僚持续成为土地兼并的“三驾马车”。武帝“外攘夷狄”和一系列公共工程的展开，财政支出浩大，加重了农民负担。豪强兼并之家和基层不法官僚对农民土地巧取豪夺，使“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针对这一现实，汉武帝采取两项措施抑制土地兼并的浪潮，一是董仲舒提出的“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就是根据民户的身份和地位确定其占田数量，把那些超出规定的土地收归国有，分给无地农民，堵塞地主豪强兼并农民土地的途径。元封五年（前106），设十三部刺史，以六条问事，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把董仲舒的建议政令化。二是通过“算缗”“告缗”剥夺豪强地主土地。“算缗”即财产税，又称为“赀算”，由个人申报，财产一万以上者每万钱征收120钱，不足万钱免征。这本来是针对工商业者的专门税收，当土地成为私有财产以后，也被纳入征税范围。因为财产计算由个人申报，地主、手工业主隐瞒不报，所在多有。元狩四年（前119）武帝诏令检举偷税行为，检举内容一经查实，财产没收，将其家产之半奖励检举人，是为“告缗”。全国将近一半的大地主、大手工业主、大商人因告缗被没收家产。此举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更主要的是增加了国有土地数量，同时打击了地主豪强，利于稳定基层社会秩序，保障政令通达。

　　官营盐铁 丰裕财政

　　盐是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铁器是农业、手工业等一切生产行业的主要工具，煮盐和冶铁是利润最大的生产行业。战国以来，盐铁私营，造就大批富商巨贾。西汉前期，盐铁业主是土地兼并队伍的重要成员。汉武帝用兵西北，所需军费巨大，而盐铁业主坐拥巨额财富，不佐公家之急，却趁机兼并农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制造者。他们赖以发财的自然资源大多是通过不法手段获得的，导致国家自然资源损失和破坏。元狩三年，御史大夫张汤建议盐铁官营，元狩六年全面实施，由国家在出产盐铁的郡国设立盐铁官，统一负责盐铁的生产和销售，从而使盐铁之入归于国库，收到了“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的效果。盐铁官营，剥夺了私营盐铁业主的利益，遭到他们激烈批评和反对。汉昭帝时举行盐铁会议，讨论汉武帝时以盐铁官用为核心的财政得失。会上，桑弘羊指出：“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可谓一语中的。因此，讨论的结果是继续推行盐铁官营，并且为以后历代王朝所继承。

　　改革币制 统一货币

　　秦朝法定货币分两种：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铜钱为下币，重半两，均由国家统一铸造。汉初，刘邦为刺激经济恢复，以秦钱重难用，铸造“荚钱”，结果造成物价暴涨。其后钱重屡变，允许私人铸币，吕后时曾收回铸币权。文帝前元五年（前175），放开私人铸钱。铜钱是称量货币，其流通价格以其质量和重量为基础，而就一般使用者来说，则是以其文重计算价格。为牟取暴利，私人以铅铁冒充铜材铸币，致使劣质钱币充斥市场，农民和国家深受其害。文帝时贾谊就指出私人铸钱严重影响市场和农业稳定，建议由国家垄断铜矿、控制铜材、统一铸钱，可惜未能实施。武帝鉴于富商大贾“蹛财役贫”导致“黎民重困”日益严重的现实，“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但因制度设计的缺陷和不法商贾的盗铸以及囤积居奇而收效甚微。元狩五年，武帝统一发行五铢钱，严格形制和重量，规定五铢钱周边和中间方孔的四周隆起，规定钱径、孔径、厚度，文重一致。但因为郡国分散铸币，铸币质量难以统一，为盗铸留下了空隙，盗铸依然屡禁不止。元鼎四年，武帝下诏停止郡国铸钱，以前所铸钱币一律熔毁，由上林三官统一铸造，非上林三官钱不得流通，违者严惩。至此，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贾谊提出的主张最终实现。

　　汉武帝货币改革，意义重大。从宏观层面看，古人已经指出，“食”与“货”都是“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货币的稳定是“货通”的保障，是国家调控商品流通、保障市场平稳、安定民生的杠杆。这不仅可以有效打击“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的投机行为，更主要的是可以剥夺豪强地主、不法商贾用非法手段聚敛巨额财富，从而抑制并兼之路，稳定国本，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秩序。从微观层面看，一是保证质量。上林三官是水衡都尉下属的三个官署：负责原料的辨铜、职司鼓铸的钟官和负责刻范的技巧。从原料采集到成品检验的各个环节有专人负责，有严格的质量标准和工艺流程，铸币质量高，私人无力盗铸，即使盗铸也无利可图。二是可以控制发行量，调节物价，保证市场稳定。三是中央统一控制铜材，从源头上堵塞盗铸之路。正因为汉武帝的三官铸钱质量高，五铢钱一直沿用到隋朝。

　　均输平准 利国利民

　　“均输”就是由官府经营郡国贡赋物品的征收、运输、经销诸事。制度规定地方政府每年要向中央贡奉一定的土特产品，距离较远的郡国长途运输，成本过大，甚至超过所贡物品价值，或者贡物变质；有的贡物于所在郡国为珍品，但在京师只是普通物品。特别是中央规定的贡物并非该郡国所产，需要到原产地购买后再运送到中央，为商人牟利提供了空间。为解决这些弊端，元鼎二年，桑弘羊“置均输以通货物”，之所以称为均输，桑弘羊解释说“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具体内容就是在中央大司农之下设立均输令，各郡国设立对应机构和官员，把规定的各地贡赋折合成本地出产最多最便宜的物品，由均输官把该物品运往需要的地方售出，收益归国有。这样，既减少地方转运繁费，降低成本，又把商人在流通过程中获取的利润转移到国库，同时还推动各地物资交流，丰富了各地的物质生活。不过，均输虽然解决了物资调节和互通有无问题，但还存在着各地抬高物价的弊端。随后桑弘羊又创平准之法，“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即在京师设立平衡物价的机构，各地运抵京师的物资、工官生产的各种器具，由平准统一掌管，贵则卖出，贱则买进，打击工商业主的投机倒把行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汉武帝文治武功一方面依赖西汉前期的财富积累，另一方面依赖其财政改革。其改革的核心，就是以国家力量调控经济运行，保障“外攘夷狄”的军需费用，打击豪强地主、工商业者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兼并农民土地的行为，从而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创造了大一统帝国的辉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秦汉农民身份演变的历史考察”（15AZS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