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为标志，中国走出了一条先是直面中国实践问题制定单行法，再在吸收两大法系优秀私法制度并契合中国本土需求的基础上，编纂统一《民法典》的中国式民事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且适时回应了数字时代的新现象、新问题。

　　特有的立法模式，创新的编纂体例

　　中国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制定民法典，而是根据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先制定具体的单行法，即原《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待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成熟后，才编纂统一《民法典》。实践表明，这是契合中国社会发展与立法规律的民法现代化模式。

　　其一，《民法典》结束了九部单行法及大量司法解释并存的散乱与碎片化局面。通过增加新制度、删除重复规定、剔除矛盾与冲突等立法活动，形成了体系完整、逻辑顺畅且内容相对饱满的统一法典。对于指导人们行为、裁判者适用法律，《民法典》更简洁且富有实效。

　　其二，《民法典》在体例结构上有所创新。七编制体系是逻辑严谨的总分结构。总则编采用提取公因式，确认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共同适用的规则，为制定和解释分编规则提供了价值基础。各分编则是总则编一般规则的具体展开及特殊规定。《民法典》把“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分别作为第四编与第七编，开创了世界民法典的新颖编纂体例。人格权独立成编，即便在宣示意义上也有积极价值。侵权责任尽管本质上属于法定之债，但更多的是为救济受害人而赋予的消极债权，背后依据多为潜在的国家强制力，而非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侵权责任独立成编，并非单纯追求体例上的创新，而是遵循应然法律逻辑。

　　其三，《民法典》坚持民商统一理念，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私法保障。《民法典》是所有民商事活动的基本法，统领众多民商事单行法。“总则编”明确非法人组织的主体地位，扩大市场主体范围；“物权编”完善担保制度，如新增实现担保物权的统一受偿规则、确立货物价款抵押的超级优先权、允许未来应收账款的质押、放宽担保物变价的自治空间等，其主要目的便是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保障。

　　直面中国实践，体现人文关怀

　　《民法典》的具体制度处处体现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和实践面向。其一，《民法典》注重弘扬绿色发展理念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为改善民众近些年来人居环境，《民法典》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并制定相应的绿色制度。“总则编”第9条赋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以基本原则地位，且把该原则贯彻到“物权编”（第286条、第346条等）、“合同编”（第558条、第619条、第625条等）具体制度中，“侵权责任编”更以专章规定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第1229—1235条）。

　　其二，为盘活农地价值，保护农民利益，《民法典》新增“土地经营权”制度，建构承包地“三权分置”权利结构。《民法典》还完善了建筑物业主权利保护的制度：如明确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属于业主共有（第282条），确立共益共享原则；增加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有“及时答复业主对物业服务情况提出的询问”的义务（第285条）；对其他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行为加大限制（第279条）。“物权编”新增居住权制度（第366—371条），使有特定需要的人“居者有其屋”，助力房屋所有权实现形式的多元化。

　　其三，《民法典》所有规则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彰显着对民事主体权益的关注与保护。例如，将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全面保护其接受赠与、继承遗产等权益（第16条）；确立成年人监护制度，尤为维护老年人的基本权益（第33条）；禁止高利放贷，防止百姓上当受骗（第680条）；明确列举信用为名誉内涵（第1024条），将身体健康界定为身心健康（第1004条），周全保护隐私与个人信息（第1032—1039条），禁止性骚扰（第1010条）等，扩张民事主体权益的保护范围；增加最有利于被收养人原则（第1044条）；完善高空抛物坠物治理规则，维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第1254条）；增设免除见义勇为者后顾之忧的“救助他人致害可免责”条款（第184条），弘扬社会正气。

　　开放式借鉴两大法系，扎根本土并超越

　　《民法典》并非仅局限于学习某一国民法典，而是吸纳两大法系的优秀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契合中国实践的新制度。《民法典》中多数概念、主要体系等遵循的是大陆法系传统，但也有不少制度可看到英美法系的影子。

　　其一，为缓解融资难困境，《民法典》新增货物价款抵押的超级优先权制度（第416条）。该制度源于美国《统一商法典》第9—103条等所称的“购买价金担保权”，可对抗同一物上在先设立的担保权，有“价金超级优先权”之称，既有利于保护购买价金担保权人的权益，也有利于扩展浮动抵押人的融资渠道。

　　其二，《民法典》侵权责任吸纳了英美法系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优点。我国民法上的损害赔偿一直以填补损害为宗旨，或使受害人恢复到被侵害之前的状态（侵权赔偿），或使守约方得到如同合同履行一般的结果（违约赔偿）。惩罚性赔偿的确立，是对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知识产权侵权和环境侵权违法成本低、执法滞后等问题的回应。

　　其三，《民法典》对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与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并行规定。《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2项规定预期违约的解除，第578条规定预期违约责任，第527条和第528条同时规定不安抗辩权制度，并与预期违约制度相衔接，体现两大法系民法制度的融合。

　　回应新兴问题，关注社会伦理

　　数字社会催生了诸多新兴法律问题。数字社会中最为重要的资源是数据（含个人信息），是数字社会发展的土壤、石油、氧气与阳光，也是人工智能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因为人工智能的本质便是数据。作为世界上最新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首次体现在《民法典》里，即“总则编”第111条及“人格权编”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立法奠定了基础。《民法典》也是世界上首部明确保护“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典（第127条）。

　　《民法典》之“新”不仅体现在时间上，更体现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回应了数字社会发展的最新需求，具有重大实践意义。《民法典》之“新”不仅体现在制度的“新”，而且还体现在理念的“新”，比如法典表现出的伦理关怀。在生物技术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针对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民法典》明确提出“不得违背伦理道德”的要求（第1009条）。这是对人之为人的最低要求：做任何事（包括医学、人工智能等科研活动）首先不作恶，才有可能行善。

　　契合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理想法典

　　《民法典》不仅有制度创新，而且更注重用新制度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但反过来，如果实际问题运用新制度不能得以解决或解决得不够理想，这样的制度创新便需重新审视。例如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实际功效便需要社会实践检验，核心标准是其能否为百姓带来切身实益；“合同编”试图解决“合同僵局”现象的努力（第580条）也需司法实践进一步验证。

　　《民法典》不仅应表征现代的民法制度，更应表征现代的法治理念。《民法典》体现出的人文情怀、伦理关怀、绿色理念足以表征它是契合现代法治理念的法典。但任何事物皆非完美，《民法典》在理念上亦有提升或完善空间。如《民法典》仍对国有、集体与私人的财产保护区别对待，对比第258条、第265条和第267条可知，唯有私人所有的财产前增加了“合法”条件。考虑到第207条明确规定的“权利的平等保护”原则，产生的疑问便是，《民法典》缘何仅对私人财产保护施加“合法”条件，是否违反物权的平等保护？“权利”在财产意义上无所谓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两者至少应同等重要。

　　无论立法者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制定出尽善尽美的法典。但如果《民法典》能够真正关切人们的切身利益，切实保障人们的自由与尊严，那就能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这样的《民法典》才是理想的法典，也是真正契合民事法治现代化的法典。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保护与数据权利体系研究”（18ZDA14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