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文明历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考古学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经过数代考古人的辛勤探索，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多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持续深化、成果卓著，实证了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但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文明历史研究仍然任重道远。其中，文明的形成是长期复杂的宏大过程。在文明的肇始、诞生之前，必然有一个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逐渐萌芽、产生、发展的演进历程。在确定五千多年文明史之后，追溯文明的形成基础和起源过程，应是中华文明历史研究的一大内容。而近来早期仰韶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为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了重要契机。

　　重要地位及其主要发展阶段

　　仰韶文化是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主要分布区域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是我国发现最早、发掘遗址最多、文化区域辽阔、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新石器文化，距今约7000—4700年，代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作为我国分布范围最大、达10余个省区市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内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或文化。因此，仰韶文化是一支巨大的文化丛体或文化系统，在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就中国考古学史整体而言，考古界有一种重要意见认为，按照学术目标的不同，史前考古学研究可大致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段，以前主要是构架文化体系的研究，此后提升到复原或重建历史的高度。（赵辉：《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诞生，迄至80年代，即上述的前一阶段，主要的考古实践和多数重要考古发现都在黄河流域。因此，仰韶文化尤其是其特征及分期谱系，曾长期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中心课题，相关研究成果往往带动着对我国史前文化的研究与认知，甚至引领了中国考古学发展。在上述的后一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其已构建起较完整的发展序列和较清晰的文化内涵面貌，仰韶文化遂成为通过聚落考古等全面复原中国史前历史这一更高目标、开展史前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研究最为理想的主要新石器文化之一。

　　在仰韶文化发展阶段方面，以往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以陕西省西安半坡、河南省三门峡庙底沟和山西省芮城西王村遗址，分别作为仰韶早期、中期、晚期代表的三期说。近年来，随着材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我们倾向于将仰韶文化大体分为初、早、中、晚四个时期，即在半坡期之前，增加以山西省翼城枣园遗址为代表的初期。但从仰韶文化的总体社会发展状况看，仰韶文化的初期、早期约属于一个大的阶段，当前可暂统称为仰韶早期。由于仰韶文化历时较长，前后达两千余年，早、中、晚每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就社会复杂化而言，以往的研究更多地涉及对仰韶中、晚期社会的探讨。其实，仰韶早期的文化与社会便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时已出现中国最早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由此开创了中华文明起源新的恢宏历程。

　　突出成就与社会分化

　　距今约7000—58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最盛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湿润，优越的水热条件为仰韶早期以旱作为主的农业经济和聚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这一时期仰韶文化内部主要有关中地区的零口、半坡类型，豫北冀南的下潘汪、后岗类型，豫中南的石固、下王岗类型，豫西晋南的枣园、东庄类型等。

　　已有考古资料显示，自裴李岗文化等演变为仰韶文化之后，中原地区进入了长达两千多年整体稳定的发展阶段。仰韶文化各时期各区域基本一脉相承，后期都是在前一期基础上的连续发展，其中初期、早期以及中期属于该文化的持续上升阶段。据以往发掘和研究成果可知，关中渭河流域仰韶早期聚落发达，在陕西省临潼姜寨和半坡遗址揭露出较为完整的聚落结构，规模较大，皆为经过精心规划的环壕聚落，在壕沟圈护的聚落内部功能分区明确，由一座大型房址居中和旁边多座小型房址构成的居住群成组有序地围成圆圈，所有房门朝向中央，呈现出强烈的凝聚式、向心式的特点。除聚落内部整齐的生活区外，环壕外墓葬区也多经过有意识的规划，墓葬依序排列。尽管这一时期墓葬埋葬形态多样，包括单人葬、合葬、一次葬、二次葬等多种葬式，但将成年死者葬入公共墓地、夭折儿童以瓮棺葬的形式埋葬在房屋附近等丧葬习俗是大多数聚落遵从的原则，多人二次葬则应是收集的聚落中较长时期亡故者遗骸每隔一段时间行施集体葬仪的结果。其他区域也基本为此类聚落布局特征，如属洛河支流涧河流域的河南省新安荒坡遗址同样由环壕内侧的生活储藏区与外侧的烧陶及墓葬区构成。由此，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阶段聚落外部稳定和内部有序的社会生活。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等前沿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技术被运用到考古研究，大大促进了人们对于古代技术成就的认知。通过小口尖底瓶内的残留物分析，在仰韶文化早期关中半坡、姜寨和豫西灵宝城烟遗址都发现了谷芽酒遗留的证据，表明酿酒活动已较普及。在城烟遗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瓶水垢中，方解石晶体的有序度显示这种器物在酿酒过程中温度多在50℃—25℃之间，与酿酒时酵母等微生物生长温度相吻合。水垢中提取的微体化石及特征表明，这些水垢是在酿酒过程中形成的，由此反映出在仰韶文化早期，城烟遗址先民已经掌握了成熟的酿酒控温技术。在城烟遗址幼儿瓮棺葬中还检测到仰韶早期丝织物的残留信息，并发现石雕蚕茧艺术品，在同时期的山西省夏县师村遗址还发现多件石雕和陶制的蚕蛹形象文物，表明仰韶早期桑蚕业已有显著发展，为中国古代丝帛文明的发展奠定了稳固基础，从而以坚实的材料证明，丝绸发源于我国，是古代中国对人类作出的一大贡献。这些发现，反映出仰韶早期丰富多样的农业定居生活的社会发展图景。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最近在城烟、师村遗址均发现了仰韶早期（前者明确属于仰韶初期）的城墙和城壕，聚落防御色彩已较浓厚，可知黄河流域距今约6500年前已开始营建城址，在城乡分野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从而表明仰韶早期一些地区已率先出现城址与一般聚落的差别，聚落间显现分化。

　　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豫东北濮阳西水坡遗址经过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仰韶早期四组沿子午线方向等距排列的大型蚌塑龙虎图案和特殊墓葬。其中第一组蚌塑图案发现于墓中，墓主人位于蚌塑图案的中央，东方为龙，西方为虎，北为人的一对胫骨和蚌壳摆成三角形构成的似北斗七星状图案。第二组图案有龙、虎、鹿和蜘蛛。第三组图案为人骑龙和虎。特殊墓葬的人骨被截去了双胫骨。蚌塑图案及特殊墓葬在一个平面上自南向北一字排开，层位一致，年代相同。蚌塑图案发现后，学术界关于其性质、用途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或认为是大型祭祀活动留下来的遗存；或认为龙、虎、鹿的艺术形象是我国古代原始道教中的龙虎鹿三蹻（张光直：《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文物》1988年第11期），远在仰韶早期阶段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原始道教观念的萌芽；或解读其为中国最早的天文和宗教祭祀遗迹，反映了当时高度发达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农时意识、宗教和王权制度（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我们从聚落考古、社会分化的角度可知，当时至少存在像该遗址这样内涵丰富、拥有特殊遗迹的聚落与其他普通聚落的差别，以及驾龙驭虎的大型墓葬墓主、小型墓中葬者一般平民与作为特殊墓葬内被截去双腿骨者的人员身份差别，聚落间出现差异，社会成员开始阶层分化。

　　从上述聚落材料与重要文化现象来看，早期仰韶文化有着稳定的农业定居社会，技术显著进步。中原地区一些区域出现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城防系统，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阶层与身份差别，社会内部已产生分层迹象，多种证据表明仰韶早期在中国史前各文化区中最早出现明显的社会复杂化、文明化现象，文明晨曦初露。

　　开创文明起源新进程

　　目前的考古证据显示，在更早的距今约8500—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中原地区聚落与社会尚较平等。但是，一些遗址已经出现不同寻常的经济技术、文化成就和文明因素。例如，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出土有原始栽培稻实物、猪骨、祭祀用狗、骨笛、锲刻符号、随葬成组龟甲、酒类和丝类残留物，西平谢老庄遗址出土了陶质大型动物头部雕塑和东亚年代最早的水井等。这些重要发现与礼乐、占卜、祭祀等中华文明基本特质密切相关。可见，这一时期已经出现较为先进和复杂的技术知识、音乐艺术、风尚礼仪、思想观念、宗教意识以及人们行为与社会习俗的传统趋向。

　　此后在仰韶早期发展的基础上，中原地区到仰韶中期文化和聚落都最为繁盛，并达到顶峰。仰韶文化分布区面貌空前一致，同时辐射力强劲，对周边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其大发展与大扩张阶段，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文明化显著呈现，有研究者认为已经出现文化上的“早期中国”。（韩建业：《最早中国：多元一体早期中国的形成》，《中原文物》2019年第5期）仰韶晚期的社会复杂化进一步发展，郑州西北一带文化和社会发展成就突出，尤其是双槐树遗址的发现成为实证中原地区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证据。（王巍：《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求是》2020年第2期）以巩义双槐树遗址超大型聚落与西山、大河村、点军台遗址的古城址为代表的政治实体形成，这时应已迈入文明社会门槛，成为中国最早产生的区域文明之一。

　　从以上梳理可以较清晰地看到，就目前考古材料而言，裴李岗文化时期主要是史前社会的物质积累阶段，是技术知识、礼仪艺术和思想意识的奠基阶段，到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化更加发展，逐步出现区域文明。而居于其间的早期仰韶文化，则是从此前的基本平等社会演进为开始出现聚落和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阶段，社会进步加速，由此正式拉开了中原地区的文明化大幕。早期仰韶文化在中国史前率先出现较显著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现象，处于探讨史前社会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是早期文明化历程中的主要一环，开创了中国文明起源新的恢宏进程。因此，它应是需要引起我们充分重视和今后深入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对象。

　　（作者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