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古希腊移民创建的中亚巴克特里亚王国（古称“大夏”），在张骞通西域之后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并以佛经传播为媒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华文明与印欧文明礼法观念的融合。以佛教经典《那先比丘经》（汉译《弥兰陀王问经》）的汉译为中心，可以对中亚南亚希腊化世界与早期中国的礼法观念的融合情况略加考察。

　　《那先比丘经》主要内容 

　　《那先比丘经》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印度—希腊化王国，兼具印度哲学和希腊哲学的特点。该经是印度—希腊化国家国王弥兰陀王（Menander，即米南德）向一位佛教僧侣那先比丘问道的对话记载，对于了解以希腊思想为代表的印欧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有着重要意义。在此经汉译本中，同时反映出当时佛教和希腊文化各自的思维特点，特别是在认识方法上更多地反映出古希腊自然主义哲学倾向，例如对“存在”与“存在者”关系的辨析等。同时汉译后的《那先比丘经》又创造性地融合加入了“孝顺”等中国儒家文化特色，解决了佛教文化中印欧哲学文化与中国礼法观念的冲突问题，更加便于社会各阶层接受佛教理论体系。

　　《那先比丘经》蕴含古希腊哲学智慧 

　　弥兰陀王在《那先比丘经》提出的问题主要基于古希腊三类哲学理论假设：（1）两个世界的区分。弥兰陀王的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关于物质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问题，二是关于精神世界和超验世界的问题，这两个世界的实在性和相互关系一直是弥兰陀王问题的核心。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最主要的哲学理论就是关于理性世界与经验世界两个领域的划分学说。（2）形式逻辑的论辩方法。弥兰陀王自觉地把形式逻辑的定律应用到论辩中去，更重要的是他对演绎方法的应用。弥兰陀王的很多论断并非专断，而是在推理前提下联系经验中的事物，步步为营地推导结果。（3）灵魂的观念。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在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中处于重要地位。如柏拉图认为，灵魂是独立的实体，能够独立于肉身，和肉身分离，灵魂是受肉身囚禁的不朽之物；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灵魂既不是身体，也不脱离身体而存在。这些差异在弥兰陀王那里表现为他对有没有脱离肉体的灵魂、灵魂在肉体腐朽之后是否仍可感知等的迷惑，并据此对佛教的轮回说提出质疑，即“佛教不承认灵魂何来轮回之说”。

　　那先比丘在论证方法上也有两点典型的希腊因素：其一为柏拉图式的追问（Platonic questioning）。其二为对于理式（form）的反复探求。如在论及”智”这个问题时，那先比丘的回答就与柏拉图《美诺篇》中所载的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美德即善”的命题非常类似。那先比丘认为人的智慧主要是斩断疑虑，明了各种善的事情，并以暗室明灯、利刃砍木比喻智慧。他说智慧如持灯入暗室，能够给黑暗带来光明，人拥有智慧就像暗室有明灯一样。智慧又如同人持利刃截木，人有智慧就能斩断诸恶。可见，与其说是那先比丘高超的佛教智慧打动了弥兰陀王君臣，不如说是那先比丘的回答承袭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这使得前者更易接受希腊化的佛教观念。从《那先比丘经》中弥兰陀王与那先比丘的对话内容来看，弥兰陀王所接受的佛教带有浓厚的希腊哲学色彩。这反映出希腊文化与佛教文化及周边的印度、中国文化的一种多重向度、错综复杂的融合情况。

　　中国礼法观念与希腊哲学文化的融合 

　　早期佛教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有较大差别。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有两个伦理观念与中国人固有的伦理观念相差甚为悬殊。首先是佛教徒如何礼敬世俗君王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君臣臣”“顺”的观念。其次是如何对待父母等亲人的问题，儒家历来讲究养亲尊亲，把“孝”的观念作为所有社会伦理观念的基础。然而，佛教僧侣是出家人无法养亲尊亲。同时，佛教僧侣不婚娶，当然也就无法繁育后代。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明显相背。

　　不过汉译后的《那先比丘经》中却有着明显的提倡孝顺的内容。《那先比丘经》卷下：“王言：‘何等为孝顺者？’那先言：‘诸善者皆为孝顺。凡三十七品经，皆由于孝顺为本。”所谓三十七品经，指佛经上所讲的人的三十七种基本的能力，即四意止、八种道行等。这些能力大都依靠人体各种感官的认识作用而获得，属于人的自然能力，而行使自然能力即为孝顺。中国儒家传统的伦理纲常，也首先强调人要积极运用其自然的能力，处理好家庭关系和其他人际关系。如观察从本能出发的鸟兽尚且有种种孝行，何况人乎！这是中国古人从观察自然出发而对孝道作出的解释。也是向大自然寻找原则，构成中国古代制定礼法的根据。具有浓郁的孝顺观念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必然会在中外交往之中感染异邦人士。异邦人士在撰述、转述和翻译佛经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书写中国的孝顺观。当然，汉译《那先比丘经》在谈论孝顺观念时，并非以鸟兽的行为为参照系，而是以人体的各种器官功能为参照系。尽管如此，人体的各种官能毕竟也属于自然属性的大范畴，从思维方式上看，这一点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仍是十分接近的。

　　此外，诸多中国成语以十余篇小故事的形式选入《那先比丘经》。如那先比丘通过回答弥兰陀王问题“人想要做好事，是该预先做呢，还是事后做呢”，指出“王在口渴时才挖地打井，能够解决口渴吗”？在王做出否定回答后，那先比丘得出结论“因此行善应该事先做，事后做就没有益处了”。在《那先比丘经》卷下，那先比丘又再次讲到这临饥种田、临阵练兵两个寓言，那先比丘问王：“假使王有仇敌来攻打自己，是临时制作作战工具、挖掘战壕吗？”弥兰陀王回答道：“应该在以往就储备好。”最后那先比丘得出自己的结论“人应该事先自己考虑做善事，在事后做善事没有好处。后来因果报应来临再做好事也是没有用处的”。那先比丘所运用的三个寓言的思维结构均与汉语成语“临渴掘井”相似。况且，在中国各地民间还大量存在着类似的说法，比如临阵磨枪等。由此可见，《那先比丘经》中的这三个寓言汉译，的确是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才有的结果。

　　早期佛经汉译的主要译者是来华的外籍僧人，而汉族知识分子信徒则是主要辅助力量。佛经汉译的翻译方式主要是口述翻译，即由外僧背诵某经，一人口译为汉语，另一人“笔受”即笔录为汉语，最后再进行修饰。从这个翻译过程来看，外僧应该主要采用了直译法，“笔受”人则承担了主要的翻译任务，在用汉语准确表达佛经原文方面不自觉地实现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或类比适用儒家传统，或晓之世事人情，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包容气度。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