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时指出，要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夏商周时期，南方地区铸造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留下了众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与中原和北方青铜器共同绘就了中国青铜文明的辉煌图景，对中国与世界青铜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考察南方青铜文明，对于认识南方文明的辉煌成就、演进路径以及中国青铜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丰富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形态与内涵。在众多南方青铜器中，有一部分器类不见于中原和北方地区，从类别上丰富了中国与世界青铜文明的基本形态。比如，四川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型立人像，高达2.6米，双手作抱握状，头戴面具与花状冠冕，冠上饰有“日晕”纹。四号祭祀坑出土的扭首跪坐人像，身体作跪坐状，头扭向身体右侧，双手作“合十”状举于身体左前方，人像腰带上饰交错的“V”形纹，手部饰南方地区常见的燕尾纹。再如，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神树，残高3.98米，是青铜时代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神树；整树由底座、树身与龙三部分组成，底座之上为树身，主干挺直向上，其上套有三层树枝，树枝顶端各饰一花朵，花朵均有镂空花瓣与果实，部分枝端花朵上装饰立鸟；树干一侧嵌铸一龙，龙身逶迤而上，直至神树顶部，世所仅见。此外，四川三星堆祭祀坑还出土了众多青铜面具、太阳形器、眼形器等，展现了长江上游青铜文明的成就。

　　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出土了众多富有特色的青铜器，反映了这一地区青铜文明的灿烂成就。比如，湖南宁乡出土的虎食人卣，整器为一蹲踞虎形，虎口大张，口下一人蹲于虎前，与中原青铜卣大不相同。宁乡出土的双羊尊也十分独特，双羊联体共身，卷角羊首向外，筒形尊置于羊背，四足挺立。再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双面神人像，头顶正中有一圆管，两侧各竖一外卷角，张口露齿，其中两齿外卷似獠牙，不见于其他地区。缶是中国青铜器中比较重要的品类，主要见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的楚文化区，是南方地区东周时期的代表性青铜器。此外，湖南宁乡的巨型铙、汨罗的直腹觥、醴陵的象形尊，江西新干的四虎镈钟，陕西汉中的镰形器和璋形器，江苏丹徒的角形器，安徽屯溪等地的钟形五柱乐器、曲柄盉和牺首鼎，以及湖北曾侯乙墓的鹿角立鹤器、建鼓座、方形鉴缶等，或首先出现于南方地区，或主要分布于南方地区。

　　此外，南方地区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多出于山川、河流附近，且多单件出土。一般认为是祭祀山川、河流之神的祭品，与中原青铜器多随葬于墓葬之情况大为不同，反映了南方青铜文明独特的文化意蕴，丰富了中国青铜文明的文化内涵。

　　提升了中国青铜文明的艺术成就。南方青铜器在造型上也富有特色。比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肩部四角装饰圆雕羊首，腹部由羊腹合成，圈足饰浮雕羊足，器形宏伟，纹饰精细入微，是难得一见的佳作。再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鹿角立鹤器，鹿、鹤一体，鹤作昂首站立状，颈极长，首部插有鹿角，弯曲呈圆弧状，展翅垂尾，腿部粗壮有力，构思极为巧妙。此外，还有三星堆的各类人像、神坛、神兽、神鸟、龙形器、花瓣形铃、高圈足折肩罍，江西新干的四足方甗、四洞方壶、假腹豆，湖南桃江的方座瓿（又名马簋），湖北曾侯乙墓的兽面纹铜鼓、束腰鼎、曾侯乙鸟喙形器、长颈翼龙编磬支架等，造型独特，基本不见于中原和北方地区，充满了想象力。

　　南方青铜器上的装饰也精彩纷呈，可分为平面纹饰与立体装饰。代表性的平面纹饰如新干青铜器所饰燕尾纹，前锋为三角形，后端分成两翼，整体形似燕尾，是商周时期赣江流域广为流行的青铜器纹饰。再如，桑蚕纹尊腹部饰桑叶形纹，叶片及周边饰浮雕蚕纹，蚕作翘首、爬行或啃食桑叶状，动感十足，栩栩如生。此外，还有湖南宁乡大禾方鼎所饰人面纹、大铙所饰云状兽面纹，安徽阜南龙虎尊所饰虎食人纹样等。这些纹饰或不见于中原与北方地区，或与中原地区同类纹饰的样式和风格有明显差异。

　　南方青铜器富有特色的立体装饰也不胜枚举。如湖南桃江出土的方座瓿肩部饰四匹昂首伏卧的马形象，方形器座边沿铸两两相背的四匹立马形象。再如，湖北叶家山四虎镈钟，钟体两侧各饰两个透雕虎形扉棱，虎作向下行走状。精彩的立体装饰还有四川竹瓦街圆罍所饰象首扉棱、湖南宁乡四羊方尊上所饰卷角羊形象、江西新干四足甗耳部所饰鹿形附件等，基本不见于中原和北方地区。

　　南方青铜器上这些富有特色的造型与装饰，多取材于自然界常见的动植物，然后进行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加工，既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又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昭示着南方青铜文明的艺术成就似乎不逊于中原地区。

　　提高了中国青铜文明的技术水平。目前来看，中国青铜器失蜡法铸造技术，可能最早应用于南方青铜器的铸造实践。失蜡法铸造工艺以蜂蜡等易熔材料制成铸件模型，再用泥浆多次淋浇填实，进而烘烤使蜡流出，之后浇注铜液冷凝成器。如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是我国最早的失蜡法铸件之一，禁身及其附兽、虎足和禁面上的云纹以多块蜡模捏制，再拼合为一件完整的铸型，之后用失蜡法一次铸就。此外，湖北随州曾侯乙尊盘的装饰也很可能是用失蜡法铸造的，其上有多个盘旋重叠的透空附饰，玲珑剔透，精美绝伦，是举世罕见的珍品。由此可见，春秋晚期南方地区失蜡法铸造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将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推向新的高峰。

　　与此同时，红铜纹饰铸镶法的创造，也是南方青铜铸造工艺的重要贡献。如淅川下寺楚墓浴缶、尊缶等器物上所铸镶的红铜动物与几何形纹饰，体现了高超的红铜花纹铸镶工艺。此外，南方地区的复合范铸造技术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如新干大洋洲出土的虎耳方鼎，从器表遗留的大量铸缝与铸接痕迹可知，此鼎模范使用了30多块内芯与外范；曾侯乙编钟每件钟的铸制需要上百块陶范，且需要严密的翻范与拼合，铸造工艺精巧繁复。南方地区的“全分铸”铸造工艺同样令人惊叹，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巨型尊缶与联禁大壶，均将器身整体分铸，尊缶分两次铸成，先分铸器身的上半部与下半部，再加以铸接。联禁大壶分三节铸造，先分别铸壶之颈部、圈足及腹身，再加以合铸。此类分铸法技术复杂程度与难度远超一次性浑铸成器或分铸附件的青铜器。

　　此外，铜垫片的使用也是南方青铜器铸造工艺的重要发明。铜垫片是指用复合范铸造青铜器时，置于范与范、范与芯或芯与芯之间的青铜片，用以支撑悬芯、泥范。南方地区铜垫片的使用可早至二里岗时期（商代前期），而中原地区在殷墟时期才开始较多使用铜垫片。

　　南方青铜器所展现的高超的铸造工艺，为本地精美青铜器的大量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也说明南方工匠不仅接受了中原地区的青铜铸造工艺，而且还有很多重要的创造和发明，为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立于世界青铜文明之巅贡献了重要力量。

　　除在器类、器形、装饰方面有突出成就外，南方地区还铸造了众多青铜“器王”，占据很多中国甚至世界青铜器之最。比如，商代最大的圆盘为浙江温岭琛山的蟠龙纹盘，西周最大的圆盘为江苏仪征破山口的四凤盘，最大的罍为湖南桃源漆家河的皿方罍等。此外，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尊盘则是世界青铜时代装饰最复杂的青铜器。

　　再现中国青铜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夏商周时期的中原青铜文明高度发达，其高超的铸造技术、发达的礼器系统和大量幻想类动物纹饰等元素，对南方青铜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南方地区的大量青铜器在器类、形制、纹饰及工艺上与中原地区相同或相近，如四川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折肩尊、折肩罍、觚形尊、牌饰、兽面纹、夔龙纹、鸟纹；湖南宁乡出土的兽面纹分裆鼎、父乙罍、戈卣、兽面纹瓿、长沙宝堤院出土的鸮卣，常德石门出土的父乙簋；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深腹圆鼎、夔形扁足鼎、方鼎、方腹卣、贯耳椭圆壶；湖北叶家山出土的圆鼎、方鼎、簋、盉，曾侯乙墓出土的折沿鬲、钟等，均与中原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再如，四川三星堆祭祀坑大口尊的形制和纹饰与河南安阳小屯M18的子渔尊相似，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夔形扁足鼎与郑州回族食品厂的扁足鼎基本一致，湖北随州叶家山的曾侯谏圆鼎与宝鸡竹园沟的圆鼎基本相同。

　　此外，虽有不少南方青铜器对中原青铜器的形态进行了局部改造，但其整体形态、纹饰风格显然模仿自中原青铜器。比如，三星堆二号坑的铜罍，腹直且深，近于桶状，是对中原铜罍的改造，但其直颈、折肩、矮圈足的特点均承袭中原铜罍。再如，湖南宁乡的大禾方鼎，鼎腹部四面所饰浮雕人面纹有别于中原纹饰风格，但其方立耳、腹呈矩形、下接四柱状足的形制属于典型的殷墟样式。

　　总之，南方青铜文明丰富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基本形态，提升了中国青铜文明的技术水平和艺术成就，是中国与世界青铜文明史上的华丽篇章，为人类留下了众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应看到，南方青铜文明是中原青铜文明影响下的产物，中原青铜文明在器物类别、造型装饰、铭辞体例以及铸造工艺等方面均对南方青铜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南方青铜文明在创造自身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展现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生学研究”（19XKG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