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方军和副总编辑王兆胜带领文学部、总编室相关工作人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部分专家学者举行座谈。双方就加强合作、深化文学研究以及建设世界名刊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方军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国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等“一报七刊”和中国社会科学网的编辑、出版、运营情况。王兆胜就杂志社报刊网站文学类稿件的投稿、约稿、用稿等情况作了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研究员介绍了文学研究所的整体情况。

　　优化学科体系  关注前沿问题

　　中国是文学大国，有深厚的文学传统，文学对中华文明的建构与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学蕴含着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密码。深入理解中国文学传统，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加快构建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军认为，科学研究总是从问题开始的，科学地提出问题是科学地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科学地提出问题，其要旨有三：其一，是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其二，是有意义的真问题。其三，是有重大意义的真问题，即能够真切而深刻地代表时代声音，引领时代变革、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和理论创新的问题。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作出深邃而有说服力的解答，必将使理论学术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从而对时代变革、社会文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方军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孜孜以求、不懈奋斗的100年；也是党重视理论、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中国学术，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理论学术图谱和发展进程的100年。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多角度，学理化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探索成果、历史经验，对于党更加自信、成熟、从容地走向新的100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国家级文学研究专业机构，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中国文学专业研究机构，下设十个研究室：文艺理论研究室、古代文学研究室、近代文学研究室、古典文献研究室、现代文学研究室、当代文学研究室、民间文学研究室、比较文学研究室、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网络文学研究室。文学研究所创办多种刊物，其中《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创办已逾一个甲子，《中国文学年鉴》创刊40年。文学研究所设有世界华文中心、民俗与民间文学研究中心、比较文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并主管七个国家一级学会，即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等。

　　刘跃进认为，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或许可以视为文学研究所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谦虚，是就为人而言，低调做人，和谐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继晷，钻研终身；实事求是，则是做人做事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这种工作作风的核心所在。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文学研究所艰辛地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一传统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发挥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引领示范作用，这是文学研究所成立以来最基本的经验，也是最重要的特色。第二，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团队力量，夯实学科基础，这是文学研究所在学术界保持较高学术声誉的根本保障。第三，尊重学术个性，鼓励广大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撰写传世之作。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第四，贯彻“双百”方针，坚持“二为”方向，始终把编选优秀的古今文学读本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100年，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发展的100年。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丁国旗研究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相关特点，认为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要重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艺思想既是我们从事文艺活动的指导思想，也是文艺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对象。二是要正确看待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联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准绳，从我国文艺创作实践与文艺发展实际出发，以更加客观冷静的态度认真辨析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不同。三是要重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新成果的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的研究，既要重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新成果的学理性、原创性探讨，又要重视其对当下中国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实践的具体指导作用的研究。这是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使命所在。

　　文学研究既要发掘、弘扬和建设自己民族、国家精神文化的追求与努力，同时还需有跨文化的比较视野。在此意义上，民间文学研究具有天然优越性。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安德明研究员介绍了民间文学研究的相关情况。在他看来，民间文学研究与民俗学，是兼具强烈本土化（或在地性）特征与跨文化比较性质的学科。一方面，该学科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深受民族自觉意识的影响；另一方面，该学科把原本属于日常生活文化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对象化的理念、视角、方法，很大程度上又是基于和不同民族或区域的文化比较的结果。他认为，民间文学研究的本土化取向与国际化视野有机统一的本质属性，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持续而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在整体文学文化观引领下，以积极朝向当下的学术眼光和广阔的文化比较视野，探讨民间文学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变迁，总结和阐发其内在规律与现实功能，揭示它与作为“大传统”的精英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发掘其在世界文化多样性框架下的属性、地位，以及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为深刻理解和把握纷繁复杂的民间社会及其文化现象、全面认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总体面貌、加强当代文化与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和平贡献智慧。

　　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学相比，中国文学有着极为独特的传统，深入理解这一传统，需切实关注中国历史上那些最成熟的文学形态。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室研究员刘宁认为，以古典诗文为例，唐宋时期的诗文取得了辉煌成绩，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文最成熟的形态。唐宋诗文的艺术内涵丰富而深刻，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唐宋诗文艺术经验的总结。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唐宋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绩，但近些年来，唐代文学研究遇到较多困难。事实上，唐代诗文丰富的语言艺术、唐人独特的诗学思考，以及盛唐开放包容时代环境的形成机制，都还大有深入研究的空间，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也意义重大。唐宋文学研究，特别是唐代文学研究，需要在文献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理论探索和学术视角的开拓，对研究者的综合学术素养提出更高要求。近几年，在前辈学者的大力支持下，唐代文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组织了“唐代文学读书会”，希望对唐代文学研究作出新的探索。

　　研究方法的创新，一直是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断前进的动力。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室研究员程凯认为，很长一段时间内，革命文艺、左翼文艺、解放区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研究不仅“冷”，且质量不高，相关研究脱离历史脉络成为单纯文本解读，视野集中于少数红色经典从而窄化文艺经验。这一趋势在近些年得到扭转，产生了很多新命题、新方法，对应、配合了近些年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些趋势，如突破政治与文艺的对立模式；从借鉴海外汉学的问题意识、理论、方法到强调“历史化”、挖掘本土经验；从注重文学性或文化研究式的文本解读到考察文本折射的社会、历史脉络；拓展文学史文献的广度、深度，大量发掘、利用非经典化作品、历史文献、出版资料、日记、书信、档案等。

　　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室研究员谭佳介绍了文学所近年来比较文学研究的重点，即梳理比较文学的“中国主体性”内涵，从早期中国、现代中国、当代中国的关键点入手，探讨中国文学的起源特性和现代转型过程，以及在当下的创造性转化途径。早期中国比较研究基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特点，攻坚跨文明视野下的中国文学起源研究，从器物到文字、从形而下到形而上，探讨中国文学起源发展的连续性与特殊性，以及中华文艺思想的发生与发展特征。现代中国比较研究致力于揭示中日文学关系的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在比较中挖掘中国现代文学甚至文化的建构面貌，并从主体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翻译传统。当代中国比较研究立足本土情境和自身问题意识，既关注中外文化的沟通与交往，也重视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中华文化特质，同时侧重从流行文化的媒介和接受角度展开比较研究。

　　拓展学术视野  更新研究范式

　　社会生活的加速变迁不断扩大文学的边界，跨界研究和学科交叉使文学研究的生态和形态大为改观。当前的中国文学研究在不断深化已有议题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拓展视野，更新范式。刘跃进概括了文学研究的三个支点，即艺术感受、文献积累、理论素养，三者缺一不可。他认为，当前的文学研究必须回归经典，回归文学。研究经典有以下四种方法：一是以钱锺书为代表的开卷有得式研究。从基本典籍读起，由具体问题生发开去。二是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含而不露式研究。问题大多很具体，所得结论却有很大辐射性，给人以启发。三是以陈垣为代表的探源求本式研究。强调对资料进行竭泽而渔式搜集。四是以严耕望为代表的集腋成裘式研究。在从事某项课题研究之前先编好资料长编。无论哪一种读书方法，均有一个学术共性，即能在寻常材料中发明新见解，在新见资料中发现新问题，在发明发现中开辟新境界。

　　安德明介绍了其倡导和开展的“家乡民俗学”研究。家乡民俗学，首先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兴起至今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学术取向，即研究者对其家乡民俗事象的调查、记录和研究。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包括作为民俗主体的人）的关系来看，作为视角和方法的家乡民俗学，包含这样几个具有内在规约性的特征：平等交流，相互尊重；同情理解，理性批判；朝向当下，面向未来。家乡民俗学还可以发展为一种文化间交流的立场。这种立场，基于比较的视野，具有鲜明的“间性”特征，能使研究者一方面结合过去的生活经验与当下的学术实践，发现并揭示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联，进而反思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以往那种“朝后看”的问题和局限，推动学科更多地“向前看”并朝向未来；另一方面，由于它是在与异乡及他者的比较中产生的有关家乡和自我的特殊研究，因此能够使研究者更好地立足于自身，在认识和自觉反思的前提下，更清楚地认识“我”在同“他”交往过程中的位置，从而更恰当地理解和处理“我”与“他”的关系，更有效地建设朝向未来的“我们”。

　　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室研究员陈雷就当前的英美文学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英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非但没有降低，反而进一步加强。要理解美英的国家行为，必须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而文学是无法被取代的观察窗口。在新形势下，英美文学研究也应主动求变。首先，应进一步强调批评距离和批评眼光。研究者要加强主体意识，摆脱跟风习惯，逐步培育出我们自己的研究话题、方法和话语。其次，要改变学科间画地为牢的局面，研究者应以更开放的态度吸收借鉴社会、政治、历史、哲学等学科成果，加深对文学现象的理解。再次，对英美文学应有更总体、更宏观的把握。应把近四百年来的英语文学放在英国崛起、内部整合、扩张、形成帝国、帝国瓦解及霸权向美国转移的大背景和大语境下研究。这样不仅能更清楚地看到各种文学现象间的关联性和统一性，也能更好利用历史和社会研究的成果，使文学研究真正成为践行跨学科方法的“新文科”。最后，应处理好文学研究跨学科性和独特属性的关系，既要看到文学作品中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也要深入研究这些信息如何被“编码”。文学研究归根到底是一种解码的学问，编码和解码都有其自身规律。如不重视这方面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就有可能慢慢失去从文学作品中读出丰富社会历史信息的能力，会让跨学科研究成为无根之木，也会让文学研究缺少可持续性。

　　程凯介绍了文学研究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文学”创新工程团队提出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该方法的研究重点是围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的文艺经验，涵盖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同时兼及3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80年代初期的现实主义创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核心的创作要求之一是“深入生活”，并且必须通过“深入工作”来“深入生活”，这使其指导下的文艺创作成为革命理论、工作方法、历史状况、基层社会构成、生活土壤等层面交叠、作用的产物，在此基础之上又有不同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的探索。所以，在挖掘、解读这些文艺经验时也要在“深入革命思想”“深入历史脉络”“深入地方社会构造”“深入文本解读”“深入作家主体状态”等方面下功夫。由此，才能从革命政治与社会机体的碰撞关系中，从文艺经验的“历史生成”与“文艺生成”的交叉视角下看待革命实践与文艺实践的创造性。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研究人员组织了延续十年的读书会，系统阅读革命史文献、原始报刊和作家作品；同时，学习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每年组织田野考察，去相关作家当年“深入生活”的工作基地、创作基地走访，了解地方史发展脉络。此外，相关专家还组织了“社会史视野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系列会议，围绕丁玲、赵树理、柳青、李準、周立波等代表性作家展开讨论。这些工作对拓深、拓宽革命文艺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也受到革命史研究界、党史国史研究界、农村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

　　王兆胜指出，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理论与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好的理论与方法能为研究者确立新的支点、参照系，为其插上飞翔的翅膀。未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确立中国的文学与文化自信，以大国风度和创新意识开辟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的局面。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来说，中国有自己的光辉灿烂和伟大文明。文学研究应立足高远，充满自信，以大国姿态进行文化建构，不能只跟在西方后面，要有超越意识和创新精神。二是改变长期以来对于古今、新旧、中西的固有观念，正确处理文学研究与国家发展、社会建设的重要关系。观念作为一种思维层面的固有形态，其最大的优势是比时间和程序更内在、长久和深得人心，其缺点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研究者要打破僵化观念，需要有新的参照系统和更大的智慧。三是善于运用中国智慧尤其是中国人心灵的妙悟，这是中国文学研究更上一层楼的密钥。文学研究者要超越西方理论与方法至上的观念，在中西之间找到其中隐含的“道”；要充分发挥中国人做学问的长处，让学术与人生融通和相生相长，从而避免人为地将二者分割开来；既要学习西方重概念和逻辑的长处，又要将中国人心灵的智慧发扬光大，并在人类发展的高度看待文化、学术以及文学研究的发展问题；要在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中理解人之道和天地大道，避免走进狭隘的人与物相分离的死胡同中。

　　加强合作交流  建设世界名刊

　　方军高度肯定了与会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并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重点选题构想。方军指出，作为推出顶尖成果、拔尖人才的重要平台，《中国社会科学》和《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外国文学评论》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他学术期刊一样，既要把握政治大局，把准正确方向，大力宣传阐释中国共产党100年来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又要坚持问题导向，心系“国之大者”，以重大时代问题研究引领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还要坚持质量为本，精品为要，不断提高办刊水平和影响力；更要坚持创新发展，以数字化作为新动能，实现媒体融合发展，为建设世界级名刊而不懈奋斗。学术期刊编辑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审稿能力，与作者建立知心朋友关系，主动策划，设置议题，创新方式，不断推出政治方向正确、思想理论观点具有原创性、问题和方法具有前沿性、学术分析厚重的精品力作，推动中国学术日益走近世界学术舞台的中央。

　　刘跃进认为，六十多年来，文学研究所创办了很多刊物，影响最大的还是《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和《中国文学年鉴》。新时期以来，这些刊物坚持学术研究的时代性、科学性、建设性原则，更新研究理念，推陈出新；拓展时空维度，海纳百川；强化综合比较，旁罗参证；聚焦文学热点，展示成果。未来，这些刊物既要重视名家名作，又要重视新人新作。文学编辑要不断提升专业学识和理论水平，在选题策划、与作者对话、稿件编辑等各个环节加强专业素养。

　　王兆胜对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家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报刊网站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认为，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处于从概念到体系、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外国文学评论》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期刊理应在这个阶段发挥引领作用。下一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三方要进一步加强互动，共同提高，进一步强化国家队意识，提升国家队能力，凝聚国家队人才，推出国家队成果，展现国家队水平，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执笔：张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