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案是传统故事题材的一种，主要通过叙述曲折的案件经过来吸引读者。公案起源较早，在历史的层累中，民间积累了大量公案题材的文学作品。公案主要以冤狱诉讼为素材，既有虚构曲折的故事情节，也有古代社会中真实离奇的历史事件，它既倡导清官的明察公断，也针砭贪官污吏的徇私枉法。此外，还有民间智慧在判案中的各种体现。因此，公案反映了传统文学作品的多维视角。

　　文学作品中的公案传统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案已经在较多的文学作品中出现，如《列异传·苏娥》《搜神记·东海孝妇》《搜神记·严遵》等，《东海孝妇》后来被改编成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唐代的传奇小说中，公案故事更加丰富，情节更加曲折，如《纪闻·苏无名》《阙史·赵江阴政事》《阙史·崔尚书雪冤狱》及《玉堂闲话》中的《杀妻者》《刘崇龟》等。宋元时，“说公案”成为民间流行的说话艺术。典型的宋元话本《错斩崔宁》《简帖和尚》等是民间宣卷、说因果等说唱艺术中广泛使用公案的起源。此时，历代断案的案例也被改编成公案小说，形成了公案故事的两种传统，即纯文学创作型公案与历史事件型公案。明代公案的传播主要得益于大量公案小说的印刷出版，如刊刻于明万历二十二年的《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等。这些公案既吸收宋元话本的故事情节，又为明代拟话本的发展提供素材。至清中后期，公案与侠义故事相融合，形成侠义公案，打破公案的审案传统，把侠义内容与案情相联系，形成曲折离奇的情节，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

　　公案题材善书的应运而生

　　清中后期，各种劝善活动在全国兴起，民间善书得到普遍推广，形成了大量以刊发善书为主要职能的善书局。江南地区也不例外，善书局广泛刊刻印发善书，除当时影响较广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太上感应篇》外，主要是各种版本的宝卷。上海善书局特地请人编写宝卷，各种民间故事被编写成新卷本印行。这些新编卷本在全国流通，各种民间杂货铺、馒头店都有代销。西方石印技术的传入和民众的消费需求是推动民间善书大增的重要因素。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惜阴书局石印本《麒麟豹宝卷》上卷末有陈润生题注：“本局发行各种宝卷有余年，每年消（销）数惊人，但皆普通流行本，而民间抄传佳本尚缺，因不惜工本四处搜求古抄本，另加绘图精抄发行。”可见善书局的宝卷销售业绩惊人，发行商为了刊刻更多版本的宝卷而积极搜求民间宝卷抄本，商业化使得清末娱乐性善书数量剧增。

　　为了吸引读者与听众，清末善书把大量公案故事改编成民间宝卷，其中既有宣卷艺人的积极参与，也有善书局为盈利而刻意为之。善书局借助公案题材进行改编创作，以此增加善书的娱乐性和可读性，通过曲折离奇的案情吸引读者，把惩恶扬善的因果报应思想寓于公案之中，以此教化大众弃恶扬善。正如戏曲博物馆藏惜阴书局《绘图卖花记宝卷》封面所题：“本局在昔，向以武侠小说风行海内外，持公道，除奸邪，以警世俗贤愚，阅者误会，反至贻误社会青年，本局慨念前非，决弃武化，改求善化，引人以正，戒之以邪，略警人心，以补世风耳。”善书局把武侠小说“持公道，除奸恶”的“武化”转向宝卷 “引人以正，戒之以邪”的“善化”，表明善书局在选择劝善题材上的一个转变。

　　在近代劝善救国运动中，大量传统公案小说被改编成宝卷。一方面，民间宣卷行业蓬勃发展，大量从业人员加入民间宣卷的队伍中来，使得行业竞争异常激烈。一些富有远见，又善于制作、改编宝卷的民间艺人，把大量的小说故事改编成宝卷，在民间广泛宣说，通过宣说新卷来吸引听众，拓展业务。曲折离奇的公案故事很能投广大基层群众的喜好，因此被改编成宝卷的数量也最多。另一方面，石印书局在选择刊印宝卷时也往往选择一些有丰富故事情节的卷本进行改编。石印本宝卷脱离传统说唱本的脚本功能成为大众的通俗读物。文本的可读性和耐读性十分关键，为了满足市场对新故事的需求，善书局还需不断地搜求新故事、新传说。公案所蕴含的机智人物形象与曲折故事情节都能迎合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因此成为善书局刊印善书题材的首选。

　　善书局对新旧公案的兼收并蓄

　　在劝善运动推动下，大量传统公案故事被善书局改编成宝卷，如《双花奇冤》《龙凤锁》《龙图公案》《白马驼尸》等。其中《双花奇冤》讲述宋仁宗年间，福建泉州府文龙、文虎兄弟，家道中落，文龙娶蔡氏，文虎未婚，配马家之女。文龙得中状元，朝中雷太师招婿不成，设计令文龙远征番邦。文虎、蔡氏进京寻文龙，文虎被冤杀人，蔡氏得城隍相助，遇到得胜回朝的文龙，案情最终大白。此外，还有大量改编自《包公案》的宝卷。如《白马驮尸宝卷》讲述宋仁宗时，西京湖南府运水县巨富刘达，在圣帝庙求得一子文英。文英进京赶考，被强盗掳上山头，得山大王之女青莲救护，并被赠予银两宝贝。文英进京后在客栈露宝，被店家杨二害死。店家拿宝贝为皇帝治病，病愈受封。包拯识破杨二来路不正，又遇白马驮文英尸体鸣冤，查明冤情，文英还阳。

　　从以上几则宝卷不难发现，它们基本改编自民间传统公案故事，历史的真实片段被随意穿插进各种起死回生的虚拟情节，最终都以大团圆收场，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审美需求。通过对传统公案故事的改头换面，凸显了公案类故事宝卷劝善教化的功能，尽管它们的文学性往往被削弱，而故事的说教功能则被一再地扩大。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故事类公案被改编成善书，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娱乐素材，对于民众如何树立真善美的道德追求，给出了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因此，公案类善书对于民众的善恶教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受民众对时事新闻的好奇与渴求的影响，民间艺人与善书局在改编善书时，也积极地把民间流传的时事公案改编成善书宝卷。例如，《山阳县》讲述道光年间，江南淮安府山阳县首富方玉春病死后，侄子方金生贪恋方家家财，欺辱方家母子。一日，方金生私通官府告陈氏私通谋杀亲夫，陈氏被屈打成招。最后得苏州巡抚相助，沉冤得雪。还有同样发生在淮安府的《十五贯》奇案，讲述了苏州知府况钟为官清正，临时监斩发现案犯罪证不实，亲至案发现场勘探，明察暗访，最终抓住真凶，案情大白于天下。此外，改编自清末信阳城九件衣冤案的《九件衣宝卷》、民国恶少阎瑞生杀人伏法案的《莲英宝卷》和清末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余杭奇案宝卷》等，都是把时事公案改编成善书来对百姓进行劝善说教的真实案例。

　　公案是近世民间善书宝卷、小说等俗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题材。善书借助公案曲折的故事情节把劝善说教寓于故事之中，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劝善书局的商业化推动了近代善书业的发展，使得大量民间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善书，公案故事成了善书的重要题材之一。因民众对公案故事的青睐，善书局与民间艺人积极选择时事公案题材进行改编，出现大批时事公案善书，体现了善书创作的时效性。公案劝善作为传统的民间说教形式，在传统社会的劝廉劝善中起到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引导作用，其文化功能值得重视和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太湖流域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的调查与跨学科研究”（17ZDA16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