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脊轩志》大概是明清以来古文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此文自明中叶问世以来，常见于近世古文选本中，延及今日，仍是中学教科书的必选文章。《项脊轩志》以明代散文而在清代完成经典化，与唐宋古文名篇并传，与桐城派对此文的检验及接受关系密切。然而，桐城派未能正视《项脊轩志》的“小说气”，给近代古文转型留下了诸多遗憾。
桐城派论《项脊轩志》简史
有清二百多年间，桐城派对归有光的文章褒贬不一，但对《项脊轩志》的评价，大体经历了先抑后扬的过程。
方苞从“义法”及“雅洁”的为文宗尚出发，不满于《项脊轩志》的冗碎，以为“去其半脉络乃通，滓秽尽洗”。为使《项脊轩志》更为“雅洁”，符合“义法”，方苞对《项脊轩志》大加删节，如径直删去“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妪亦泣”一段等。这些批评，与方苞对归文的宏观看法一致。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中，方苞概括归文的短处为，“有近俚而伤于繁者”，“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显然，方苞不喜欢归文多用俚俗语、行文烦琐，因其有伤于“雅洁”，不轨于文章“义法”。
自方苞以后，桐城派文人虽推重归文，但对其贬抑的声音也颇大。如姚鼐认为《项脊轩志》是“太仆最胜之文，然亦苦太多”，与方苞同调。姚鼐还认为“三五之夜……珊珊可爱”，是“琢句太多，然亦伤雅”，不若径直删改为“翛然自得”。此外，姚鼐综合诸家所言，还给《项脊轩志》打上综括性的贬义评语，认为此文有“小说气”。这就在“义法”与“雅洁”外，又给《项脊轩志》蒙上一层阴影。
物极必反，嘉道以后，桐城派文人对归文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分文人墨守“方、姚”遗规，仍从“雅洁”等论调入手批评《项脊轩志》，如王芑孙等人评《项脊轩志》，全是因袭方、姚旧论。而在姚鼐的弟子梅曾亮周围，一批桐城派新势力对归有光的文章十分推崇。以梅曾亮为中心，其群从弟子如王拯、邵懿辰等人为提振桐城派古文声势，不断抬高归文地位，将其视作桐城古文的学习典范，并认为《项脊轩志》为“归文第一”。王拯在《书归熙甫集〈项脊轩记〉后》中云：“往时上元梅先生在京师，与邵舍人懿辰辈数人日常过之，皆嗜熙甫文。先生日谓舍人与余曰：‘君等皆嗜熙甫文，孰最高？’而左手《震川集》与邵，右一纸与余，曰：‘第识之以觇同否？’余纸书《项脊轩记》，先生举邵手所举《集》中文，即此也。乃相与大笑。”（《龙壁山房文集》卷五）王拯所述，正是归文及《项脊轩志》地位不断上升的写照。
以道光年间以梅曾亮为中心的古文圈子对《项脊轩志》的推崇为转折，此后桐城派文人对《项脊轩志》的评价多是褒过于贬，甚至不惜因此批评方苞。如秦瀛在《与周半帆书》中云：“望溪尝不满归震川，震川……文不能尽追古人，而集中如《书张贞女事》《陶节妇传》《项脊轩记》等，皆千古有数文字。”（《小岘山人文集》卷二）又如林纾认为《项脊轩志》是“言情之文”的佳作，“琐琐屑屑，均家常之语，乃至百读不厌，斯亦奇矣”（《春觉斋论文》）。吴汝纶在日记中为其子开列的历代文章读本中，所选归文第一篇即是《项脊轩志》。至于清末以来各类版本的国文教科书，《项脊轩志》无一例外均得以入选。至此，《项脊轩志》可谓完成了“经典化”。
“小说气”争论与《史记》义法
从上文可见，桐城派对《项脊轩志》的评价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由方苞到姚鼐，以贬抑为主，在梅曾亮以后，则褒扬居多。对此文由抑到扬的关键人物是梅曾亮，时间则在嘉道年间。当然，目前所见梅曾亮论《项脊轩志》仅一条评点云：“借一阁以记三世之遗迹。大宛之迹肇自张骞，此神明其法者也。”所评虽简短，意义却重大。梅曾亮没有正面论说《项脊轩志》文辞琐碎等问题，却直接将此文与《史记》关联，巧妙地解决了方苞、姚鼐批评《项脊轩志》的琐碎与“小说气”等历史遗留问题，既未“背叛”师说，又为褒扬《项脊轩志》开了一扇窗。
“小说气”是清代古文辞禁中的重要问题，钱锺书曾说：“康雍以后，文律渐严，诗可用文言小说而不可用白话小说，古文则并不得用文言小说。”（《谈艺录》）事实上，自清朝肇基以来，批评古文“小说气”的声音即不绝于耳。如汪琬抨击“以小说为古文辞”的创作，黄宗羲批评侯方域等人的文章“不能出小说家伎俩，岂足名家”。而沈廷芳在《书方望溪先生传后》中认为，“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隐拙斋集》）。在古文辞拒斥“小说气”的浓厚氛围下，梅曾亮等人想要为《项脊轩志》行文的琐碎与散漫正名，很难从字句层面进行理性探讨。在此，为归文寻找传统根源更为合适且更加有效。
追溯历代文章，前代为文有“小说气”而评价仍相当高者，远则有司马迁，近则有柳宗元。不过，柳宗元的文章向来背负“小说气”的评价，如汪琬认为柳文“近于小说”，且桐城派多不喜柳文。故梅曾亮等人把目光锁定在《史记》上，通过分析归文与《史记》的联系，为提升归文的地位张本。继而，王拯等人发掘旧说，认为“震川每一下第，即阅《史记》一过，故阅本最多”（《归方评点史记合笔》附《史记例意》跋）。他又综合梅曾亮等人提供的批本，刊刻《归方评点史记合笔》。通过种种举措，使归有光与《史记》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体。随后，梅曾亮、王拯等人论说归文得司马迁《史记》精髓，也就顺理成章。
通过将归文的文法源头追溯到《史记》上，梅曾亮等人部分消弭了桐城派内部对归文“小说气”的批评之声。归文中的“闲笔”、琐碎的行文等，由此都与《史记》的篇章建立师法关系。如林纾认为《项脊轩志》的言情特点取法于《史记·翁须传》，而徐世昌则认为《项脊轩志》“肇源史公《外戚世家》”。种种迹象表明，梅曾亮等人将归文的精髓溯源到《史记》，改变了《项脊轩志》在桐城派内部评价的风向。不过，他们虽然借含混的《史记》“义法”消弭了对归文“小说气”的争论，却并未直面归文尤其是《项脊轩志》叙事细碎、多用俗语等问题。这使桐城派失去了一次突破文禁、开启古文新变的机会。
归文之妙与桐城派的遗憾
桐城派对《项脊轩志》等归文的推许，使人以为桐城派已尽得归文之妙。如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认为，“所谓桐城之学，实即从学习归熙甫得来，自谓续数百年不传之秘，自谓得古人深妙之心而已”。然而，由桐城派对《项脊轩志》的批评等方面看，他们与归文精髓尚有隔阂。
诚然，桐城派逐步推崇《项脊轩志》，为此文经典化提供了重要助力，也为中国古代散文在“唐宋八大家”这样悠远的传统之外，奠定了明代散文的“近传统”，从而为清代散文的经典化铺路。然而，桐城派对《项脊轩志》的先抑后扬，关键在于悬置此文的“小说气”问题，含混地将其与《史记》的“义法”挂钩，失去了与时俱进地探索归文妙处的机会。
实际上，“小说气”正是归文的妙处所在。今人吴小如认为《项脊轩志》“上承唐人传奇写法，下启《聊斋志异》用笔先河”，“正是归有光专门摹写身边琐事而具有小说胎息的一篇杰作”，可谓道中窾要。晚清以来的桐城派文人尽管隐隐感觉到“小说气”是促成《项脊轩志》艺术成就高妙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敢正大光明地为“以小说入古文”辩护，只是模糊处理。如此一来，这一原本极具潜能的“以小说入古文”艺术脉络又回到含混状态。正如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叹息道：“吾国文学……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微之天才也。文笔极详繁切至之能事……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元白诗笺证稿》）归有光一系列文章善于以俚俗之言，写家人细碎之事，且由于清代文人尤其是晚清桐城派文人的推崇，获得极高地位，若桐城派文人因此正视并发扬归文的“小说气”特点，则古文在清末当有更大的生命力。
由于没有能够仔细区分归文与《史记》的异同，清代桐城派文人还错过了文法进境的机会。钱基博在细致分析后认为，“史公能于不要紧之题，说要紧之话……而震川只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话”（《古籍举要》），点出了归文与《史记》文法的重要差别，认为二者一是“依法立义”，一是“以义驭法”。近人胡怀琛更进一步认为，归文写情感及家庭乃是“文学的真谛”（《中国文学史概要》）。这一说法道出了归文与“人的文学”的关联，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可谓内里相连。王拯等人原本有机会道破并发挥这一点，可惜由于桐城派文禁的森严，令他们错过了这一可能，从而留下了中国文章史上的一大遗憾。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