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存材料，在汉武帝时期刘安作《离骚传》、司马迁修《屈原列传》之前，只有3篇作品明确提到了屈原，即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庄忌《哀时命》。汉初屈原形象书写存在两种维度：一是《屈原列传》确立了史传层面的屈原形象，这是可以采信的关于屈原生平事迹的第一手史料；二是《吊屈原赋》首次确立了文学层面的屈原形象，这种形象并非出自贾谊本人的虚构和想象，而是基于一定地理范围内口耳相传的记忆，即王逸所称的“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楚辞章句叙》）。通过对读上述文本，可揭示出屈原形象的演进轨迹和《离骚》的早期流传状况，呈现出细腻生动的文学史图景。
两种书写文本显示屈原形象演进轨迹
汉文帝前元二至三年（前178—前177）间，贾谊遭遇挫折，赴长沙任异姓诸侯王太傅。尽管他将此行称为“共承嘉惠”，但内心是相当痛楚的。他在经过湘水时创作了《吊屈原赋》，并明确交代创作的素材来源于“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引文依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修订本，下同）。贾谊在湘水一带听闻当地流传的屈原事迹，有感于两人际遇之契合而有该作。这是最早提到屈原及他在汨罗自沉的记载，依据的是楚人“教传”有绪的记忆传统，也可以说是一种基于特定族群传承的历史记忆。
《史记·项羽本纪》云：“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楚人所怜者当然不限于客死秦国的怀王，这种情结使楚地弥漫着浓厚的悲天悯人心态，也形成特有的追念先人、不忘本来的风气。楚国先贤都可能成为被崇祀、被“教传”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也可能出现“箭垛式”人物，屈原便是其中一位。他的传闻建立在楚遗民对他的深厚情感基础上，也不可避免地集合了同类人物的质素。湘水一带是屈原传闻“教传”的中心区域，而且很偶然地进入贾谊的文字记录中，实现了由口传向书面的转换，一定程度上使该传闻得到定型并开始经典化进程。时至今日，尽管有大量的考古发掘，但并未发现一件出土实物或文献指向屈原，关于屈原的最早文字记录仍非贾谊《吊屈原赋》莫属。
贾谊根据听闻，第一次用文学笔调在《吊屈原赋》里刻画了屈原的形象。他写道：“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这是全篇对屈原作出的具有总括性意义的两句话，落脚点在“世”和“时”两个关键字，“世”着眼于屈原所处的世道，“时”则针对屈原自身的遭遇即生不逢时。《离骚》里有不少使用这两个字的句子。例如，“挚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皆指世道的黑白颠倒、贤愚不分；而“固时俗之工巧兮”“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均写出了屈原遭际蹇困、不逢其时。
贾谊书写屈原形象，从“世”和“时”两个维度切入。在“世”的维度他写道：“鸾凤伏窜兮，鸱枭翺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铦。”在“时”的维度他则称：“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这两个维度的书写，可以还原出贾谊听闻的屈原事迹的基本面貌。一方面，哀叹屈原所处的楚怀王和顷襄王两朝，政治昏庸，清浊不分；另一方面，悲悯屈原的怀才不遇，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空余悲慨之志，最后以自沉的方式保留志节。至于屈原的所想所感，他在自沉前的思想斗争，对楚王及谗谀之人的态度，以及他在楚国的所作所为等，《吊屈原赋》均未着笔。
贾谊笔下的屈原形象，隐约透露出一个久被忽视的事实，即关于屈原的传闻在具体事迹方面比较模糊，传递出的是一个被高度道德化而又极为笼统的人物形象，带有符号化倾向。但屈原是真实存在的，绝不是虚构的人物，这一点不容置疑。从屈原形象的谱系来看，贾谊笔下的屈原是一个有充实背景、道德丰满但具体事迹相当模糊的形象。
司马迁的《屈原列传》记录了屈原事迹，但同样相当简略，而且有一些语焉不详甚至令人难以理解之处。以之与《吊屈原赋》对读，可发现两者的书写细节存在对应关系。例如，《屈原列传》中渔父与屈原的对话：“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晧晧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这段对话与《吊屈原赋》中贾谊与屈原超越时空的对话相当接近，只不过是以“渔父”之称代替了贾谊。贾谊所写“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即渔父“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之意；所写“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与渔父“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之意亦相仿佛。可见，司马迁援引《吊屈原赋》入史传，是为了给薄弱的屈原传记增添佐证，意在尝试将两种不同性质的书写整合进史传叙事中。
贾谊读过《离骚》吗？《史记》本传称他“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汉书》本传也说他“颇通诸家之书”，属于博闻强识之人。但他书写屈原却是缘于“侧闻屈原”，反映出楚地关于屈原的传闻不在贾谊之前的知识谱系里，属于“新生”知识。《吊屈原赋》采用的是“兮”字句式，篇末也有与《离骚》“乱曰”表达方式相似的“讯曰”，据此或可推断出，在湘水期间贾谊可能接触到了包括《离骚》在内的屈原作品，但这一推论还缺乏切实的内证。附带一提的是，尽管没有材料可以直接证实贾谊阅读了屈原作品，但他在赴长沙途中获取的“新知识”，对他的创作确实产生了革故鼎新的影响，形成了融合北赋（以荀卿赋为代表）和屈赋（汉代人将屈原作品称为“屈原赋”）的创作特征。具体表现是，《吊屈原赋》前半部分具有北赋特征，后半部分则受屈赋影响。
人物并称细节反映《离骚》早期流传图景
与贾谊不同，董仲舒和庄忌不但书写屈原，还读过《离骚》。先说董仲舒，他是继贾谊之后第二位书写屈原形象的人，所作《士不遇赋》曾被怀疑是伪作，但根据赋中“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句，及史传所载他的入仕经历，可推定这是一篇他早年的作品。全篇表现了作者渴望建功立业而又不得施展的压抑郁闷，甚至有些牢骚情绪。关于屈原，董仲舒写道：“卞随务光遁迹于深渊兮，伯夷叔齐登山而采薇。使彼圣贤其繇周遑兮，矧举世而同迷。若伍员与屈原兮，固亦无所复顾。”意思是说卞随、务光、伯夷和叔齐这样的贤者，生在有德之君在位之时尚不过如此，换了伍子胥和屈原也会是同样的命运，况且两人还生活在溷浊之世。
董仲舒的屈原形象书写最为简略，但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他首次将屈原与伍子胥并称。这不是孤例，庄忌《哀时命》称“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刘安《离骚传》将“五子用失乎家巷”里的“五子”解释为“伍子胥”（参见班固《离骚序》）。这说明，在一段时期内存在将屈原与伍子胥并称的现象，因为两人都是楚人，命运也相似，符合楚人追念先人的风气和情结。反过来讲，董仲舒、庄忌之所以将两人并称，也是认为《离骚》的“五子用失乎家巷”讲的是伍子胥事，由此可断定两人读过《离骚》。
上述细节透露出三个事实。第一，《离骚》开始为人所知，并不是在贾谊的时代（汉文帝初年），而是董仲舒创作《士不遇赋》前后。结合《哀时命》，可推测出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离骚》开始流行，但这并不是说《离骚》是由该时期的人所作。第二，关于屈原的传闻从湘水一带延伸到其他地区，在流传过程中曾借助伍子胥事迹的影响力，由此扩大了屈原传闻的地理范围，连在北方冀州的董仲舒也知晓这一传闻。第三，《离骚》的作者是屈原，他所作的《离骚》书写伍子胥之事，更容易使后人由此建立起伍子胥与屈原的关联性。
庄忌是第三位书写屈原的人。有证据显示他读过《离骚》，《哀时命》里的“世并举而好朋兮”句，也见于《离骚》；“履绳墨而不颇”句，《离骚》有“循绳墨而不颇”句，二者仅一字之别。此外，《哀时命》与《离骚》在书写细节上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应的。例如，《哀时命》“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对应《离骚》“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心郁郁而无告兮，众孰可与深谋”，对应《离骚》“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欿愁悴而委惰兮，老冉冉而逮之”，对应《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身既不容于浊世兮，不知进退之宜当”，对应《离骚》“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冠崔嵬而切云兮，剑淋离而从横”，对应《离骚》“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等等。庄忌书写的屈原形象相当细腻，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离骚》相当熟稔。《哀时命》可谓以《离骚》为蓝本的再创作，也为窥探《离骚》的早期流传细节提供了文本证据。
《哀时命》有“抒中情而属诗”句，用来概括《离骚》的创作特征颇为恰当，意思是说屈原在乱离时代独树一帜地选择以诗的体式表达个人情感。王逸也称：“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楚辞章句叙》）这是《离骚》的独特文学魅力，它与《诗经》构成了中国文学的诗骚传统，分别成为抒情与言志两种文学传统的代表。
综上所述，汉初屈原形象书写的演进轨迹与《离骚》的早期流传图景是紧密相连的。贾谊以文学笔调确认了屈原的真实存在，印证了屈原在历史记忆中得到传承的事实。《离骚》的流行晚于屈原传闻的流播，这可能与中国早期的个人创作不注重署名权有关。待屈原事迹由地域性传闻上升为公共知识后，他的作品也随之受到普遍关注。这一切都具备之后，刘安为《离骚》作传乃至司马迁为屈原立传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