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泰元年（765）春，杜甫告别了成都浣花溪草堂，顺江东下，开启了离蜀之旅，从暂时的安定转为长期的漂泊。杜甫是“生事不自谋”的，自己并不能谋得衣食，其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官职也只是个虚衔而已，并不能给他带来俸禄，那么杜甫在晚年的漂泊旅程中是如何生存的呢？人们一般认为，杜甫主要是通过漂泊依人、投亲靠友来艰难度日，这大致是不错的，他自己也说过“穷途仗友生”的话。不过仅以“漂泊依人”来概括杜甫晚年的生存模式并不算准确，通读《杜工部集》后可以发现，杜甫晚年的生存模式有一个明显特征，即主要通过依附各地的军政长官获得衣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生活上的更大帮助，普通亲友的些许周济或许可解燃眉之急，却并不能保证其一家老小长期生活无忧。
漂泊依人的生存模式
从成都到夔州这段旅程中，杜甫在戎州（今四川宜宾）写有《宴戎州杨使君东楼》，杨使君即为戎州刺史。在忠州（今重庆忠县）写有《宴忠州使君侄宅》，诗云“出守吾家侄”，这位族侄在杜甫刚到忠州时亦曾设宴招待，可是过后便不再理会，衣食无着的杜甫只能在诗中哀叹“小市常争米，孤城早闭门。空看过客泪，莫觅主人恩”（《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永泰元年的重阳节，杜甫漂泊到云安（今重庆云阳），得到县令郑贲和严明府的接待，杜甫作《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大历元年（766）春末，杜甫抵达夔州，得到了夔州都督柏茂琳的大力帮助。柏茂琳多次将其月俸分给杜甫，还赠送了四十亩柑林和一百顷稻田，并为其卜居瀼西，这使得杜甫一家在夔州能够基本生活无忧，杜甫花费了不少精力管理这些柑林和稻田，在诗中用“稼穑分诗兴，柴荆学土宜”概括自己在夔州的生活感受。可以说，夔州稳定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经济状况为杜甫迎来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高潮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登高》《丹青引》《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产生于这一时期。
从夔州出峡至病逝湘江这段旅程中，杜甫先后途经巫山、峡州、江陵、公安、岳阳、潭州、衡州、耒阳等地，通过杜诗可以看出他和各地的刺史、县令均有交往。在离夔州不远的巫山县，杜甫遇见了县令唐旻，作《巫山县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别》。抵达峡州（今湖北宜昌）后，又作《春夜峡州田侍御长史津亭留宴得筵字》，对监察御史兼峡州长史田侍御的款待表示感谢。峡州往东就是江陵，这也是杜甫和其弟杜观在夔州会面时一起商量好的相聚卜居之地。当时的江陵节度使是卫伯玉，被封为阳城郡王。杜甫对干谒卫伯玉是花了心思的，未至江陵之前，行经夷陵古城店时便预先写诗致意：“王门高德业，幕府盛才贤。行色兼多病，苍茫泛爱前。”（《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诸公》）然而，卫伯玉毕竟不是严武和柏茂琳，并未给杜甫过多的帮助，虽然也有杜位、郑审、李之芳等亲友的接济，杜甫一家在江陵的生活仍日益困顿，最终不得不乘船离开江陵，再次踏上未知的旅程。杜甫在《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中云：“更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复江湖。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大历三年秋，杜甫乘舟漂泊至公安（今湖北公安），得到颜十少府的照顾，其在《醉歌行赠公安颜十少府请顾八题壁》中曰：“神仙中人不易得，颜氏之子才孤标。天马长鸣待驾驭，秋鹰整翮当云霄。”除了颜十少府之外，公安县还有个喜爱诗文的后生卫钧也曾解囊相助，老杜非常感激，作诗赞曰：“卫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远，清襟照等夷。”他称赞颜十少府“神仙中人不易得”，这里又说“卫侯不易得”，可见杜甫在公安的处境相当困难，他能得到的帮助实在是太少了。世俗之人对这个老病无依的诗人大都投以冷漠的白眼，甚至还有人对他进行轻慢，他在《赠苏四徯》中云：“肉食哂菜色，少壮欺老翁。”《久客》云：“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漂泊依人的窘境让杜甫尝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大历三年岁暮，杜甫漂泊到湖南岳阳，除了写下脍炙人口的《登岳阳楼》之外，还作有《陪裴使君登岳阳楼》，裴使君，即岳州刺史，他问杜甫今后有何打算，杜甫在诗中回答说：“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杜甫此次南征是要去潭州（今湖南长沙）投奔刺史韦之晋，至潭州后闻知韦之晋已移衡州刺史，便又赶往衡州，可惜韦之晋竟已病卒，漂泊湖湘的杜甫至此落到无人可依的境地。后来杜甫经过衡山县，作《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呈给县令陆某。至耒阳阻水受困，得到聂县令牛肉白酒之馈，杜甫作诗表示感谢，并至县城呈给聂令。
总的来看，在杜甫漂泊依人的过程中，于成都依附严武以及在夔州依附柏茂琳是其生活最为稳定的两个时期。而在出峡之后，他却一直没有找到像严武、柏茂琳这样友善的府主。特别是最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严武的韦之晋于大历四年在衡州突然去世，这对杜甫晚年的生存模式是个致命打击。此外，在大历五年的臧玠之乱中，潭州刺史崔瓘被杀，这对杜甫来说是又一次沉重打击，他在《逃难》《白马》《入衡州》等诗中反复对崔瓘被杀一事表示悲痛，除了为国伤才之外，也从侧面表明崔瓘对其生存的重要性。
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通过干谒各地的军政长官获得衣食，这对杜甫而言是一条充满心酸和泪水之路，他在诗中说“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真成穷辙鲋，或似丧家狗”（《奉赠李八丈曛判官》），这种艰难的生存模式对杜甫晚年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其投赠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杜甫说过“干请伤直性”，早年困居长安时他虽也曾写诗投赠权贵，但一般只是歌颂对方才德，述说自身困境，委婉希望对方予以照顾和援引，从未有过摇尾乞怜之态。而在晚年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杜甫却不得不违背本性，在投赠诗中低首乞怜。他在江陵所作《水宿遣兴奉呈群公》中云：“自伤甘贱役，谁愍强幽栖。巨海能无钓，浮云亦有梯。勋庸思树立，语默可端倪。”杜甫将未来的荣遇作为抵押，想换取群公眼下的救济，若非生活处于绝境，是断不会如此的，这在以前的杜诗中也是从未出现过的。投赠诗成为杜甫晚年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为了博得地方长官的同情和关注，他在这些诗中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使得其投赠诗出现了某些新的变化。除了内容上增加颂扬座主才德、希望获得对方怜悯的内容之外，在艺术上愈发苦心经营，精益求精，从而构建出一座座气势恢宏、森严整肃的艺术殿堂。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称道的那些“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的长篇排律中，投赠诗就占据了很大比重。这些投赠诗虽然并没为杜甫谋来多少衣食，却为后世留下了永恒的典范。例如，其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全篇所押之“侵”韵是一个韵字极少的窄韵，以如此狭小局促的韵部作波澜壮阔的长篇排律，回旋的余地是很小的，可杜甫竟能作到履险如平、一韵到底，充分显示了其迎难而上、因难见巧的艺术魄力。全诗既格律严谨，对仗精工，用典繁复，韵律险仄，又能气势贯通，波澜顿挫，显示出海涵地负的艺术功力和读破万卷的富瞻才学。清人夏力恕评曰：“暮年诗格严整如此，思之深而运之熟也。诗家每称杜律，谅哉！”（《杜诗增注》卷二十）杜甫自称“晚节渐于诗律细”，通过此诗我们确实可以领略到杜律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然而，这样的长篇排律竟出自一个垂暮之人、将殁之躯，除了让人惊叹其超强的艺术腕力外，诗人晚年遭遇的生存困境更是令人为之唏嘘叹惋。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