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打乱了国际社会的正常运行，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活动空间，加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调整。病毒疫情固然凶险，随之而来的信息疫情和政治疫情的破坏力更不容忽视。“三种疫情”交错丛生，相互建构、彼此驱动，构成一个疫情循环圈。

　　“三种疫情”的共同危害之处在于，都会产生严重的传染性和破坏性。新冠肺炎疫情破坏公共卫生安全、危害人类身体健康；信息疫情扰乱信息空间，假讯谬讯线上线下散布，让受众迷失在信息海洋而成为“信息盲人”；政治疫情削弱政府抗疫能力、分裂国际抗疫合作，加剧疫情流行。

　　深刻洞悉“三种疫情”的互动机制及危害，是做好疫情防控和国际舆论引导的前提和基础。从国际舆论引导效度看，基于“三种疫情”已经形成的互动机制，中国应努力优化三个面向上的工作。

　　首先，洞悉国际舆论博弈的多维背景，做好顶层设计。新冠肺炎疫情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做好疫情舆论引导显然不能单独考虑公共卫生这个领域和维度。从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那一刻起，它就已经同国际政治格局、国际话语权竞争以及智能传播技术创新使用紧密关联。我们只有从更宏大的时空、话语和技术背景来审视新冠肺炎疫情，才能从更宏观的视角做好疫情舆论引导。

　　一是从时空维度评估疫情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大疫情”同“大变局”叠加出现，使疫情影响从公共卫生领域外溢到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加剧国际格局重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舆论引导中，我们要立足“两个大局”战略高度，将“复兴大局”同“大变局”结合，以疫情防控为切入口，积极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在“大变局”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赢得更多信任和尊重，努力将中国在疫情防治上取得的成绩、获得的经验转化为国家软实力，为中国在“大变局”中占据有利地位提供新动能。

　　二是从话语维度积极构建具有普遍价值的疫情防治话语体系。中国始终坚守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与西方蓄意政治操弄，假借人权、人道、博爱等价值不具有内在相通性。疫情以数百万人殒命和全球经济衰退为代价，证明全球互联、命运与共，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迫在眉睫。我们必须将抗击疫情的国际话语建构，提升到全球各国都接受的普遍价值层面，去阐述中国坚守的理念，加强疫情防治话语体系建设，避免陷入西方设置的政治体制和价值冲突陷阱，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

　　三是从技术维度审视智能传播为舆论引导提供的更多可能性。大数据、物联网、机器人、智能算法等技术不断赋能传播领域，使得智能传播技术成为国家获取传播主导权、提升舆论力、争夺话语权的关键支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自己的平台和技术优势，在社交媒体上用大量机器人水军识别贴文、跟帖、互动、反馈、点赞、讨论，提高虚拟空间的话题热点、制造信息疫情，营造于我不利的网络舆论场。面对如此挑战，我们必须不断发展使用智能传播技术、搭建更多国际化智能传播平台、合理赋权舆论引导主体，为中国声音的国际传播提供可靠、高效、有力的技术、平台和主体保障。

　　其次，洞悉“三种疫情”各自特点和作用，对症施策。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舆论引导，既要综合考虑“三种疫情”的互动机制，还要把握各自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做到对症施策、重点突破，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澄清信息疫情、化解政治疫情。

　　一要聚焦疫情的科学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防范疫情泛化。新冠病毒不讲政治，不讲阴谋，其传播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医学领域的健康传播研究对象，并且病毒还在不断变异，要彻底清零最终依赖于科学，而非政治操弄。中国需联合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明确疫情防控、疫苗研发、病毒溯源问题的科学边界，借用西方乃至美国医学界的多元声音和相关实验数据，多维度澄清事实、引导舆论；在鲜明坚定表达自己立场的同时，借助第三方的独立声音，反对美国的霸权思维和话语对国际联合抗疫的操控。

　　二要聚焦信息空间这一地缘政治竞争和舆论博弈的“新空间”。美国以政治疫情加剧信息疫情，主导疫情国际舆论走向，关键在于掌握“信息传播控制权”。信息革命创造了信息空间这一新地缘政治空间，改变了综合国力的构成与衡量标准，深刻影响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甚至成为决定地缘政治格局走向的核心要素。因此，中国防治信息疫情，需要加强信息空间的治理和引导，减少误讯和谬讯的传播，寻找减轻算法对受众认知影响的技术路径，提升中国在信息空间的传播权和话语权，打造中国的国际化信息传播平台和渠道。

　　三要透视新冠肺炎疫情和信息疫情背后的政治操作和力量博弈。美国借助疫情制造政治病毒，引发政治疫情、加剧信息疫情，旨在引导国际舆论，转嫁防疫不力责任、抹黑中国形象、滞缓中国发展；构建国际受众关于新冠疫情起源的历史记忆，为特定国家贴上特定历史记忆标签，树立美国在政治、道义上的话语权和制高点。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涉及中国的重大突发事件议题设置上，往往超越事件本身，多从地缘政治和价值观上予以拓展延伸，力图占领“价值观”和“道义”上的制高点，对中国进行抹黑歪曲。我们在引导国际舆论时应在事实和理论上，深入揭示其把疫情防控作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的意图；指出美国等少数国家利用自身价值观念和标准评判他国抗疫成果的“双标”行为；大力倡导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从全球治理角度破解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打压中国的政治算盘。

　　再次，整体把握“三种疫情”的互动关系，重视综合引导。针对“三种病毒”引发的“三种疫情”互为交织、相互驱动，我们必须整体把握“三种疫情”的互动关系，才能对相关国际舆论进行综合治理和引导。要做好疫情的国际舆论引导，就要综合消杀“三种病毒”、治理“三种疫情”。要彻底切断“三种疫情”之间的互动以求毕其功于一役肯定是不现实的，科学有效的做法在于：既要重视疫情本身防控的舆论引导，实现科学防控；也要关注信息疫情的治理，剔除谣言、解疑释惑；更要加强对政治疫情的敏感识别，及时化解其渗出效应，对“三种疫情”分别施策、同时施策、共防共治。新冠肺炎疫情与“大变局”交织发展，给世界格局增加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受疫情肆虐及全球防疫影响，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加剧变革。疫情的国际舆论引导，必须洞悉这些变化并基于变化予以因势利导、综合引导。

　　人类要彻底战胜疫情，不仅要消杀自然界病毒，更要消除与之相关的信息和政治病毒。我们必须认识到，解决政治疫情是关键，治理信息疫情是保障，消除新冠肺炎疫情是目标。新冠病毒不讲政治也不讲种族，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只有团结一致、协同行动，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才是我们化解政治疫情、廓清信息疫情、消除新冠肺炎疫情的直道和正道。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