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国北疆内蒙古有一位《史记》研究者，他六十余载孜孜以求，勤勉努力，用毕生的精力去探求《史记》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奥秘，《史记》研究是他一生追求的事业。他就是现年90岁高龄的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可永雪先生。

　　勤奋好学 结缘《史记》

　　1950年，内蒙古地区为适应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自治区政府决定选调一批青年教师保送到北京等发达地区的高等学府进修学习，可永雪因工作认真踏实，吃苦耐劳，争取到了保送名额，顺利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

　　进修学习期间，可永雪由于学历中缺了高中一段，所以只能以“选科生”的身份学习，不算正式本科生。当时系里有老师让他随50级的一个班一起听课学习，并告诉他，只要各科考试成绩都合格，就可以随班毕业。在读期间，他聆听了黎锦熙、黄药眠、叶丁易、陆宗达等知名学者讲授的课程，收获很大。最终，可永雪凭借浓厚的文学兴趣和扎实的文学功底，再加上努力用功，1954年顺利随班毕业。当时恰逢新中国成立后招收研究生的第二年，他接着报名参考，顺利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学研究班，得以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当时是集体导师制，他师从启功、李长之、刘盼遂、谭丕模、王汝弼诸先生学习。他尤其钟爱《史记》，用力颇多，并一生由此与之结缘。

　　导师当中，李长之先生是《史记》研究方面的专家，有《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经典论著，并讲授过中国文学史课程。在讲到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的内容时分外精彩，李长之先生妙语连珠，这深深吸引了可永雪。由于学术志趣的原因，可永雪受到李长之先生的影响也最大，并最终走上了《史记》研究的道路，奠定了他一生热爱并坚守的事业。他后来在《〈史记〉文学成就论稿》一书“后记”中坦言：“我喜欢起司马迁和《史记》，是得自李长之先生的熏陶。”1957年夏，研究生毕业后，可永雪被分配到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今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科研生涯。

　　精益求精 跟进学术前沿

　　在长期专题讲授和研读《史记》的过程中，可永雪先生逐渐形成了一些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的学术观点和看法，并有自己独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他认为，《史记》不单是一部中国通史，同时是“一部形象的中华民族心灵史”和“中国历史上第一曲伟大的人的赞歌”。1991年，他编著出版的《〈史记〉文学成就论稿》（以下简称《论稿》），较为系统、全面地阐发了《史记》的文学成就。10年后的2001年，在《论稿》的基础上，他又重新增订出版了《〈史记〉文学成就论说》（以下简称《论说》），吸收了10年间《史记》研究的最新成果，并融入、增补了自己读书研究所积累形成的一些新的见解和论断，同时也订正了《论稿》中原有的一些错讹和疏漏，对原书的有关章节也作了改写和增删。由《论稿》到《论说》并非简单的再版和修订，而是与《史记》研究的最新进展和作者学术观点的深化相一致。又一个10年后的2012年，他在《论说》的基础上修订出版了体系更为完善，内容更加充实，观点也愈发深刻独到的《〈史记〉文学成就论衡》（以下简称《论衡》），《论衡》既吸收了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又增补了作者10年来所形成的新观点和新看法，重点讨论了《史记》在文学上最重要、最核心的成就，《史记》的独特贡献和主要价值，《史记》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由《论稿》《论说》到《论衡》，历经30年，每10年修订一次，孜孜不倦，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全身心投入地写一本书，这既体现了他与时俱进、专心致志、不断创新、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又反映了《史记》研究的最新进展和他跟进学术前沿，勇于吸收《史记》研究新成果的思想和眼光。

　　可永雪先生一心追求学问，不问名利，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史记》研究的推进中。他在《论稿》后记中写道：“学术是一项积累的工程，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有人献上的是基石是栋梁，有人只能添加或搬运一砖一木，对于‘《史记》学’这一伟大工程来说，恐怕都是需要的。”可先生正是抱着“添砖加瓦”这样谦逊的态度来进行《史记》研究的。每个人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如若能用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在某一领域有所创新或开拓，那就是一位值得尊敬和敬仰的学者。

　　业师赵逵夫先生在为郭晋稀先生《剪韭轩述学》一书写的“前言”中说道：“学术研究如采矿，只要确定了目标，就要一批接一批的人不停地开掘下去。可以不断地改进方法，调整角度，但不能这里挖一阵，那里挖一阵。”可先生正是这种治学方法的成功实践者，长期坚守，按照一定的目标不断探索，最终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初心不改 孜孜追逐《史记》梦

　　如今，可永雪先生以年届九旬的矍铄精神依然耕耘在《史记》研究的学术天地之中，初心不改，孜孜以求，追逐着他的《史记》梦，每年都有《史记》研究的论文发表。最近几年，他连续发表了《从“观人”“揣摩”到对“为人”的全面关注——论司马迁对人的研究的集大成之功》《〈史记〉写人问题纵横谈》《司马迁人生价值观的现代启示》《论司马迁对人的研究》等论文，可见他的赤子之心及其在《史记》研究领域的深入思考。

　　具体而论，可永雪先生在《史记》研究领域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出《史记》是中华民族心灵史的论断。在长期研读《史记》的过程中，他提出了《史记》是中华民族心灵史的论断，并紧紧围绕《史记》文本加以阐述，掘发了《史记》中无数永生的人物形象在民族精神的陶铸和民族性格的塑造上所起的重大作用，颇具远见卓识。他提出，《史记》不仅是一座古代人物形象的长廊，还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人情与人性，同时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的心灵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也反映出人性的历史变化。此外，可先生认为，《史记》不止是在述史和写人，更是在写心；不止是中华民族发祥、发展、奋斗、成长的民族史章，同时是中华民族真切、深沉，多姿多彩的民族心谱，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一部心灵史。人世间的善恶美丑、好坏真假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史记》写人写心成就重大。他的许多论著就深入挖掘了《史记》作为民族心灵史的伟大贡献，并阐述了这一成就在民族精神的铸造与民族性格的塑造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是全面总结了《史记》的文学成就。《史记》不仅是一部体大精思的史学著作，而且在文学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可永雪先生穷毕生之力致力于《史记》的文学性研究，《论衡》就是其成果的集中反映。散文史家宁俊红称其是“目前《史记》文学成就中涉及内容最全面的一部专著”。该书首先对《史记》的文学性作了界定，提出《史记》首先是历史著作，“五体”（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中“书”和“表”不属于文学范畴，《史记》的文学性主要反映在“本纪”“世家”“列传”这些人物传记中。他认为《史记》中关注历史载体的人，不涉及或者很少涉及情感因素的是历史，而关注人性中的人，着重写人的性情气质、品格为人以及人的个性等涉及情感因素的是文学，这明确阐明了《史记》作为史学和文学著作的边界问题。另外，从《史记》艺术因素的角度讲，《史记》不仅以形象反映生活，而且大量使用细节、心里、场面、夸张、想象、虚构、对比、悬念、人物语言等一系列描写手法和表现手段，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传记。在此基础上，该书从《史记》的写人艺术、叙事艺术、语言艺术以及作为传记文学来看的《史记》等诸方面全面阐释了《史记》的文学成就，让我们从文学的视角走进了《史记》的世界当中。总之，可先生对《史记》文学性的研究是全面而细致的，在“史记学”界具有重要影响。

　　三是开拓了《史记》上溯性比较研究范式。在司马迁和《史记》相关研究当中，可永雪先生是较早全面对其作上溯性比较研究的，即将与《史记》的材料来源有相互关联的先秦文献作比较研究。东汉班固就称司马迁的《史记》“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汉书·司马迁传》）。《史记》还与《尚书》《论语》《诗经》《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关系密切，其中的许多篇章就是利用这些文献资料编纂、改写、再创造的，将这些史料典籍与《史记》作详细对照，一篇一篇、一句一句地进行比勘，指出其中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这样既可以弄清楚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的史料根据，哪些是照录进去的，哪些是删削不用的，哪些又是新填补的，又能够看出司马迁对前代典籍的继承关系，以及这些典籍在汉代的流传情况，同时也可以为从史源学、文学、历史学、文章学、语言学等角度对《史记》进行研究提供一个基础。可永雪先生在这方面作出了范式性的研究，早在1980年他完成了《〈史记〉〈战国策〉对照举例》一文，文中将《战国策·秦策》中甘罗的故事与《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中的记载相比较，以此来说明司马迁对史料的运用艺术，以及对《史记》作上溯性比较研究的可行性。另如《〈史记〉与〈尚书〉的上溯比较研究》一文，特别阐述了《史记》上溯性比较研究的缘起和主要目标，做出了纲领性的理论总结，具有导向作用。如真能像可先生设想的那样，将《史记》与先秦的元典逐条逐句作对照，分析其中的异同，找出《史记》的史料来源，那必将泽惠学林，为司马迁和《史记》的深入研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总而言之，对于《史记》的上溯性比较研究来说，可先生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开拓性的贡献，为学者们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方向和范式。

　　此外，在《史记》研究领域精耕60余载的可先生，近年来又颇为关注《史记》与“人的自觉”的新课题。活到老，学到老，可先生不仅好《史记》之文章，而且对司马迁其人情有独钟。这份由衷的喜爱大大缩短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距离，也拉近了与读者间的关系，相信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可先生一定会有更多佳作问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通俗类书的文献整理及语言文学研究”（19ZDA24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