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一年多的样子，我接触最多的是艾思奇同志。我非常之喜欢他，也非常之佩服他。他到清华讲演时，前一时期对形式逻辑的成见看来还没有取消。我是主持讲演会的。他骂了形式逻辑一两句话之后，就讲辩证唯物主义。讲完之后，我和他边走边说话。我说，你骂了形式逻辑之后，所说的话完全合乎形式逻辑，没一点错误。他说，有那样的怪事？张奚若在我的旁边，扯我的衣服，我也没有打住。我是在“找错”的思想指导下听讲的，他的讲演确实逻辑性很强。

　　院系调整以后，全国的哲学系都集中到北大来了。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课的，开头也就是艾思奇同志。哲学系全系师生都特别欢迎他，很可能讲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实在是一个最好的安排。

　　理论不是短期内可以改造的，主要的是榜样。艾思奇同志是最好的榜样。他实事求是、公正、和蔼可亲，好像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先进于马、列的感觉。而这也就是当其时最需要的。

　　我当时就作了下面的对联：

　　少奇同志，思奇同志；湖南一人，云南一人。

　　（金岳霖/口述 刘培育/整理）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金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