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自1944年常书鸿首倡组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经过数代人筚路蓝缕的努力和潜心探究，莫高窟得以有效保护，敦煌研究院成为中国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跻身国家一级博物馆。袁嘉谷、姜亮夫、赵声良等在岁月长河中弦歌不绝、薪火相传，为敦煌学的崛起奉献了才情智慧。这是云南人的自豪，也是云南学者对弘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伟大贡献。
袁嘉谷抢救敦煌遗书名垂青史
袁嘉谷是第一位关注敦煌文物保护的云南文化名人。袁嘉谷（1872—1937），字树五，号澍圃，石屏人，从封建王朝的状元，转身现代高校的教授。光绪二十九年（1903）6月，清政府开经济特科考试，袁嘉谷名列一等一名，弥补了“云南不点状元”的空白。1904年7月，袁嘉谷赴日本考察学务政务，著《东游日记》四卷。1905年8月回国任国史馆协修，并在学部图书编译局专管教科书事。袁嘉谷是负责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第一人，至今通用的“星期”“乐歌”等名词也由他新订。
宣统元年（1909），袁嘉谷出任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是年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将大量敦煌文书从河内运到法国，又从中选取数卷，连同唐代宋初以前的图籍带到北京装裱，回国前在六国饭店举办展览，向中国学界炫耀其收获。袁嘉谷得悉后，携部员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前往探看。擅长史学的王仁俊自带烧饼去抄书，饿了就啃烧饼，怕耽误了抄书。当时伯希和只让大家看，不许用手摸。王仁俊不分昼夜地抄，不久就印了出来。袁嘉谷见其中有《沙洲志》和老子《化胡经》等古籍，其书写、卷装均乃古制，与诸同事商议，认为“真稀世之宝也”！他立即向学部侍郎严范孙报告，并提出由学部急电甘肃敦煌总督，“凡洞中片缣只字均检送来京，不得再失”。此时又有大批敦煌文物被盗运至陕西等待出售，某国商人持数千金前去购买，闻知风声骤紧只得溜走。这批敦煌遗书得以及时追回由学部收管，成为今日国家图书馆敦煌馆藏的主体。此后袁嘉谷到浙江、云南等地任职，未能进一步接触敦煌遗书，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等则成为著名的敦煌学专家。经过近百年的陆续搜集和调拨，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敦煌遗书已增至16000余件，与《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一起，并称为“国图四大镇馆之宝”。
袁嘉谷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他抱病起草《责倭寇》文，未竟而卒。正如其后人所述，“敦煌文物于清光绪年间始被发现，却未受到当朝重视，许多宝贵的文物被盗往英、法。由于曾祖父等人的力争，敦煌珍宝才开始引起重视，得到保护”。袁嘉谷任教十余年，培养了数百人，其中不少人成就甚高，如李士厚、李乔、浦光宗、张希鲁等。
经乡贤杨世光举荐，笔者于2002年走进袁嘉谷的故乡，编写云南历史文化名城丛书之一《石屏史话》，在调研过程中获知了此事。
姜亮夫宽无涯涘潜心敦煌研究
姜亮夫是潜心敦煌文物研究成果卓著的第二位云南文化名人。姜亮夫（1902—1995），昭通人，原名寅清，字亮夫，以字行，是著名的楚辞学家、敦煌学家、语言音韵学家、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章太炎等大师。1928年起，执教于大夏、暨南、复旦、河南等大学，后任东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昆明师范学院教授等职。1953年后任教于杭州大学。
1935年，姜亮夫卖了几部书稿，筹款自费去法国留学，原计划到巴黎大学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当姜亮夫在巴黎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看到了数千卷敦煌文物和经卷，感到“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毅然决定放弃其他研究计划，把一切可能接触的中国珍贵文物拍照、拓摹、抄录带回祖国。姜亮夫节衣缩食，住最便宜的旅馆，早晚吃白菜煮大米稀饭，中午在图书馆啃干面包、喝白开水。拿破仑宫中收藏的圆明园珍宝，根本不让中国人参观，姜亮夫找关系疏通，方得准许抄录拓摹。在巴黎国民图书馆，每拍一张照片要付14法郎，姜亮夫先后拍了3000多张，查找了流散在法、英、意、德的中国文物索引、目录，并进行认真的抄录、拍照和拓摹。手工抄录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姜亮夫有时候一天只能弄出一两行，完成一部书稿需要四道工序，他的视力为此下降了600度。姜亮夫一生潜心研究，被公认在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具有杰出学术成就，共有27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计1250万字传世。
姜亮夫的敦煌学研究视域不仅在国内，且远渡重洋到许多国家收集散失的敦煌卷子，为祖国保护和抢救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著有《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瀛涯敦煌韵辑》《敦煌学论文集》等代表性专著和论文，共有250多万字存世。其中《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的著作。
1984年，82岁高龄的姜亮夫受教育部委托，在杭州大学开办了全国高校第一期敦煌学讲习班。二十几位学员均为来自各地高校的青年教师，现今成为敦煌研究的中坚力量。2003年，皇皇24卷的《姜亮夫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6卷汇集了姜亮夫敦煌研究的成果。
2012年5月19日，正逢姜亮夫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倾注着这位楚辞学家、敦煌学家和语言学家毕生心血的1300多件史料，由其家人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
赵声良薪火相承再谱新曲
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赵声良是继承传统、再创敦煌研究新篇的新一代云南文化名人。1984年7月，赵声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只身来到莫高窟。还在大学三年级时，他从《中国青年报》上读到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接受记者采访的一篇报道，称研究院正处在人才青黄不接时期，亟待大学生来莫高窟工作，赵声良便萌生了献身敦煌研究的初心。毕业前赵声良尝试着给段文杰写了信，没想到很快收到了段院长表示欢迎和勉励的回信。当时，赵声良的父亲屡屡写信劝儿子回云南。怕毕业后在家人劝说下改变主意，铁了心的赵声良索性直接背着行李，在北京登上了开往甘肃的火车，从此敦煌研究队伍里又多了一位云南人。
1996年，在《敦煌研究》杂志做了12年编辑的赵声良赴日本进修，先在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做了两年的访问学者，其后历经磨难在成城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03年赵声良毕业回国前夕，收到了国内多所重点大学的“橄榄枝”，他却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敦煌。赵声良脚踏实地，探幽发微，从《敦煌研究》编辑做起，继而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成长为研究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和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强大，赵声良赶上了敦煌研究的黄金岁月，他以莫高窟为中心，矫健的学术履迹遍及全球。他主持完成了“敦煌北朝石窟美术史研究”“敦煌隋朝石窟美术史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山水画卷》《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敦煌旧事》等10余种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被授予甘肃省“领军人才”。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2015年度中国好书”颁奖典礼上，赵声良的《敦煌石窟艺术简史》入选28种获奖图书之一。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敦煌研究院并作重要讲话。同年9月17日，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授予樊锦诗国家勋章称号。2020年，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出版，让万千大众向敦煌投来了深情的一瞥。《汉书》云：“敦，大也。煌，盛也。”曾几何时，我们背负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尴尬。通过中外学人近百年的不懈努力，当下敦煌学已成为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
（作者单位：西南林业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