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廖泰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教育学思想、实践及贡献，鲜少注意到其对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特别是定县实验的研究，以致影响到我们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的整体性认识与全面性理解。

　　面向实际的研究动机

　　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等同类的社会运动走在时代的前列，并从酝酿时期发展至实地工作时期。其中，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实验，足以代表这种运动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也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关注，一方面是平民教育促进会各式各样的宣传，另一方面是社会各界对定县实验参与者的批评。针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廖泰初认为不应该偏信任何一种，而是应该采用客观的方法进行研究。

　　同时，虽然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出发点是发展我国的教育，然而当时在定县的实验已然递嬗至整个的县政建设和社会工作，这种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其缘由为何？教育何以不是万能的？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成为廖泰初开展定县实验研究的基本动机。

　　具体来看，廖泰初从1931年开始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特别是定县实验的发展。这年春天，他曾参加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定县参观团，由张鸿钧领导在定县参观过一次当地的实验。三年之后，即1934年9月，廖泰初再次来到定县，一直住到当年12月中旬，用4个月左右的时间，以客观的立场对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失败和成功之处进行研究，并以此推断中国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未来。在此期间，他不仅受教于瞿菊农的指导，而且在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支持下，得到多个直接参与该会工作和查阅有关资料的机会。

　　确保研究方法客观性

　　为确保客观立场的实现，廖泰初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用力颇多。他主要运用了四种方法来搜集关乎定县实验的多方面资料。

　　第一种是历史分析法。这种方法要分析的对象，是有关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各种史料，研究的是定县实验由文字教育到农民教育，到乡村建设，再到县政建设如何步步演变的过程。可是当时现成的材料十分有限，因此，廖泰初决定从三个方面加以追寻。一是在报章杂志上搜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对于平民教育促进会各项活动的报道；二是请会里的老同志口述该会自1923年成立以来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三是从定县实验区所在地翟城东亭等地请农民口述一些早期的材料。

　　第二种是访谈法。这种方法的采用得益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杨开道的指导，其鹄的在于从农民的视角，获取他们对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各种工作和举措的态度、感情和看法。为此，廖泰初选定了25个可以涵盖平民教育促进会各方面活动的题目，将自己打扮成由北平前来做生意的小商人，选取定县实验区60余个村庄内20—50岁的农民进行访谈，坚决避免先入为主的影响，收集到53位农民的谈话资料。

　　第三种是体验观察法。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要从作为平民教育促进会各项工作对象的农民那里，真切地寻找实在的情形和客观的成绩，而这种方法所获得的材料，又恰恰是数字所无法说明和解答的问题。故而，廖泰初在当地的几个村庄，穿上农民的衣服，吃着同农民一样的饭菜，旁听或者直接参与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从中得到了农民的真实需求，并发现了他们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第四种是批评分析法。这种方法针对的主要是当时社会各界对定县实验的种种批评意见，这方面的批评所涉及的材料，选用的是1932年平民教育促进会实施六年计划以来各地报章杂志上的文章，原因是此前的批评对六年计划以来的工作几乎没有针对性。因此，廖泰初共找到符合条件的近50篇文章，透过系统分析，对这些批评意见的总体特征、问题焦点及不合事实之处均有所发现，也了解到切中肯綮的批评所指出的问题所在。

　　“六把标尺”测量乡村建设运动成效

　　对定县实验的研究，廖泰初还有一个重要的初衷，即针对当时“到民间去”的人越来越多，乡村建设运动形成高潮的热闹情形，想以一种冷静的方式来审视整个运动，以便为即将参与这项事业的人提供一种理论和事实的准备。为此，他提出测量乡村建设运动的“六把标尺”。

　　一是测量乡村建设运动的演变过程。重点讨究内在与外来因素、社会背景、政治环境、文化脉络、经济条件等因子，核心关注各个环节或重要转捩点发生的多种缘由。

　　二是测量乡村建设运动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廖泰初看来，乡村建设运动的未来一定是要与政治经济发生密切关联，即这种运动是要容纳在整个政治经济建设的总体计划中，与当时的农民政策、农民运动方针配合在一起，而非单打独斗。就此而言，当时国内乡村建设运动还远未达到这种程度，因此正确的方向便是同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融洽的合作。

　　三是测量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各学术团体和机关之间的合作程度。廖泰初认同一条根本的信条，即多数人的合作总要比少数人的努力更好。在他看来，倘若各学术团体和机关之间互相不清楚彼此的工作，所做的事情多有重复，那么，这不仅是时间和经费方面的浪费，更是乡村建设运动的致命之症。因此，强调各团体和机关不能仅仅充实各自的内部组织，而是要加强与其他组织间的紧密联系。

　　四是测量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化程度。其意在指出乡村和城市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在廖泰初看来，乡村建设运动当然不是要将乡村和城市割裂开来，仅就各地的乡村进行地方化的建设，而是要始终怀抱乡村与城市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观念。换言之，在力图将农民塑造为国家主人翁的同时，也要同等对待城市中各种群体的重要性。

　　五是测量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有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是高谈理论而不顾实际，另一种则是只顾埋头苦干而不留意理论。廖泰初认为，这两种极端是无论如何都应当竭力避免的，对于理论和实践应该形成一种正确的调和态度，即理论的提出必须依据于实际工作的尝试，同时，实际工作的推进又必须依赖于理论的指导。

　　六是测量乡村建设运动的实效。这种测量的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究竟对乡村、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发挥了何种作用？农民心理、农村领袖、农村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是否已经完成？乡村建设运动是否真正实现了农民的主动参与？乡村建设运动是否具备简易性、持久性和普遍性？一个地方的运动有无可能引起其他地方的同情和支持？

　　统而言之，廖泰初围绕当时在国内引人注目的定县实验开展研究，从研究的动机和选题来看，他兼顾了时代的热点问题和重点问题；从研究的立场而言，他坚守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标准，为确保这种客观性的实现而采用了四种不同的方法，囊括了关涉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的各方面材料，既有历史资料的分析和批评资料的剖析，亦有对于访谈资料的搜罗和体验观察资料的整理。此外，他的研究并未拘囿于定县实验本身，而是有着更大的理论雄心，即在上述基础上，将自身视野扩展为如何测量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成效和未来，富有创造性地提出“六把标尺”，为人们冷静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参照。这些研究成果和发现，对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乡村建设行动的推进，仍不乏相当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上半叶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中国学派’研究”（16CSH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