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举国欢腾。
记得我家离开重庆时，父母亲要我把一根粗粗的布腰带贴身地缠在腰上，遮盖在内衣里，日夜不许离身，还告诫我说：“这是我们家的命根子。”那根腰带里鼓鼓囊囊的，还有一点小硬块，我估计是小金块或金戒指之类的东西，抵达南京后，我总算把这根布腰带解下来交还给了父母。这是我唯一一次被赋予经济重任，蒙父母看重，我是长子。
全家在南京安顿下来以后，我父亲根据他一贯的“读书为先”的老规矩，首先安排我们兄弟三人上学。但是，到南京时，各个学校都早已经开学半个多学期了。初来乍到，一时找不到中学，看来只能等到第二年。但是，父母亲不愿意耽误我的学业，宁可多花点钱，也要让我早早地进中学。于是，我像一只无头苍蝇，瞎闯进了一所私立“中学”，它名为“中学”，实际上只有少数几间教室，只开语文和数学两门课，学生寥寥无几，老师上课时间也不固定，算不上一个中学，只是一个临时“补习班”而已。见势不对，父亲赶快改换学校，又打听到一家市立中学，还勉强愿意收一个插班生，于是我又进了那所中学。那所学校调皮捣蛋的学生很多，校方管理不善，教学秩序也不怎么严格，故名誉不佳，口碑不好，离家又远，上下学甚不方便。何况我在班上，被一个强势学生欺负，很压抑，因此，又生去意。这时，正好我父亲从他的雇主那里得知，南京市有一所大名鼎鼎的学校——中央大学附属中学，那是很多家庭仰慕的学校。父亲大概也是从一位有影响的雇主那里得到了一封介绍信，于是，我就进了中大附中。
中大附中是我很难忘的一个学校，它当时在各方面都尽显大气，有点“贵族”味道。校园开阔，教室宽敞。它最大的优势还在于师资水平高，生源素质也比较好，大多都是成绩优秀生或是颇有文化背景的家庭的子弟。学校的气氛颇有洋味、文化味，课外活动水平也相当高，居然能够相当正规地演出曹禺的名剧《雷雨》。我在这里不仅是受教育、学文化，而且是受熏陶、开眼界、长见识。由于我完全寄宿在校，整个人浸泡在这个环境里，也就更充分感受这里的氛围，从中吸取营养。我的中学教育是从这样一个高起点的地方开始的，这是我的幸运。实际上，中大附中也的确人才辈出，我后来在北大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世界文学》主编的著名翻译家金志平，就是我在中大附中的前后届同学。其中还有不少是当今的两院院士。
很可惜，我在中大附中只念了一年多，就因为父亲的就业和全家的搬迁而转学回湖南。
我初中毕业后，升入了长沙的省立一中。一中是湖南省首屈一指的名校，在全国也算得上是一所一流中学。首先它名气响亮，它的前身是湖南第一师范，这是青年毛泽东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
它之所以“牛”，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它的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高。在这里教课的都是名满长沙的资深名师，后来，有不少都调到湖南师范学院当教授去了，如教数学的汪澹华，教化学的张荫安，教语文的严怪愚、彭靖，教英文的胡业奎，等等。这些名师都教过我们这一班，而我们这一班又是全校的一个尖子班。
我在这样一个班学了三年，这给我的中学教育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其具体结果就是，从这里我考上了北大西语系，这就足以令人对一中感念不忘了。这也是我在一中最大的收获。
我是文科生，且多讲一点文科学习情况。在一中三年，我们这一班的语文教学基本上由两位名师执教，一位是彭靖，一位是严怪愚，他们不仅是两位著名的教师，而且在湖南的文坛上也是一流的人物。严怪愚曾经是全国大名鼎鼎的记者、政论家。彭靖则是与彭燕郊齐名的诗人，也是著名的古典诗词专家，对杜甫深有研究。他们两位与其说是教书先生，不如说是颇有学养、阅历、思想的文化人。我是班上少数文科生之一，跟彭靖老师的接触也比跟其他老师多。虽然那时我并没有什么非常明确、具体的志愿，但致力于文化工作这个大方向是初步形成了。后来，我经常以文化建设、文化积累、人文书架为念，并以此为己任，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意义，这种热情向往、这种理想主义、这种价值取向、这种人生观，其最初的种子就是在省立一中的时候种下的。我日后写理论文章的文风，颇受严怪愚讲演式的讲课风格的影响，他在讲台上慷慨激昂，气势充沛，常以排比句加以深化、发挥、引申、扩展……从他那里，我多少也学到了一点皮毛。
我在省立一中三年生活的第二大收获，则是在思想上被培养成了一个“有政治觉悟”、表现积极的进步青年。这是因为省立一中政治气氛十分浓厚，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十分紧，加上我们学生都是寄宿在学校，生活管理也很严格，生活秩序、作息制度有那么一点半军营生活的味道。特别是我们这一班，由于学习成绩好，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被长沙市的教育领导机构赋予了一个光荣的称号，名曰“金日成班”，那时正是在抗美援朝的高潮中，这个称号简直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一中生活带给我的第三个收获，就是经受了一番磨炼。班上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革命干部子弟、烈士子弟，而我祖父一辈也许还跟贫下中农沾了一点边，我父亲的职业就有些“不光彩”。班上这些同学在出身上都比我好，我在他们面前有些自惭形秽。而且他们的学习兴趣，绝大多数都是倾向于理工科，其中就有不少理工科的才子，我的数理化成绩远不如他们。当然，他们都是很进步、很革命的，对人对事都有很严格的政治标准和要求。处在这么一个集体中，虽然我并不落后，但比起他们，那就相形见绌了。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