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研究会要推进本学科的发展，或者说要显示自己的存在与活力，最基本的方式就是举办学术会议，我作为一会的会长，当然要致力于此。至于怎么开学术会议，开什么样的学术会议，那则是大有讲究的。我所选择的方法是：开一次次专题明确的学术讨论会，议题一明确，有研究者、有成果者才能赴会，参会人数自然也就减少一些，开会所需的经费也就少了许多，但一旦召开，其学术纯度、学术含金量在本学界反而会令人瞩目，成为有亮点的学术活动。

　　要筹办这样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如何选定议题，是一项首要的“技术活”，其“技术含量”在于一是要选定议题的学术时令性，二是要了解本学界的“消化能力”，三是我自己对议题要有引导的主见与掌控的能力。所谓“学术时令性”，通俗的说法就是学术文化上的“逢年过节”，一般就是某个文学事件、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周年纪念”。本学界的“消化能力”，就是指本学界对议题了解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以及总体学术准备的程度，只有当学界有了学术准备，这个问题才能讨论得起来。再就是出题者本人的主见与掌控能力了，这要求他必须要一定程度上“先行一步”，自己多少有过研究，有一定的研究心得与见解，有一定的发言权，如果没有，那如何起到引领作用？总之，应该具有这三个条件，而且这三者在你身上必须统一起来，最终才能构设出一个让学界激发思考、引起兴趣、有话要说、有话可说、说出颇能在学界别开生面的议题。也许，一两次学术会议的议题选得中肯而精当还不难，但每次选题都要中肯而出彩就不容易了。

　　1987年我上任后，就蓄意搞一次学术活动，但近一两年之内偏偏没有适合的“文学时令”，相距较近的就是1990年的左拉诞生150周年，于是，我就以迎接这个诞辰纪念的名义于1988年筹办了左拉学术讨论会。不过，“个人原因”毕竟是次要的，主要还在于学术问题本身带有其必要性与急需性。

　　长期以来，国内对左拉与自然主义的评价一直存在着明显的偏颇。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界，左拉的“自然主义”是一个颇具贬义的用语，如果人们谈到烦琐的、死板的、令人感到厌烦的描写，经常就用“自然主义”一词去加以概括；如果人们谈到色情的描写，更是经常用“自然主义”一词去加以称谓。如果是谈一个写实的作家，对他作品里一些值得肯定的成就与长处，人们总是把它们归功于现实主义，而对他作品里的一些缺点与毛病，如“歪曲了现实”“歪曲了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没有反映出社会现实的本质”“以表面的貌似真实的描写掩盖了社会的本质”，等等，则都归罪于左拉与自然主义的影响。而如果要谈人类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过程，那么，人们则把自然主义称为现实主义的蜕化，还有更不客气的，干脆称之为一种“堕落”。

　　应该看到，基于当时的情势，举办这个会还是颇有“风险”的。因此，我作出这样一次学术会议的决断是经过反反复复、深思熟虑的考量的，甚至是经过了煎熬性的思想斗争的，是在我对左拉自然主义问题的纯学术性有了充分把握，并且在文学史料与理论分析上做了充分准备之后，才决定付诸行动的。而为了做到“文责自负”“公私分明”，我以个人的名义另行准备了一个长篇学术发言。这个发言对左拉及其自然主义重新进行了全面的科学评价，做到了实事求是，小心求证，平心静气，以理服人，后来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的左拉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特别恭请了两位名誉会长罗大冈和闻家驷、顾问陈占元三老莅会指导，会议取得了成功。我在会上的长篇发言，后来也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公开发表了。

　　难办的事过去，前方就是一马平川。1988年的左拉学术会议以后，我在举办专题学术会议方面就“轻车熟路”了。

　　之后，我把举办专题学术会议当作自己作为会长的主要职责来做，基本上不到两年就举办一次。到我辞去会长职务为止，由本学会主办的专题学术活动主要有这样一些：巴尔扎克文学创作讨论会（北京）、文学中的意识流问题讨论会（北京）、文学中的荒诞问题讨论会（长沙）、存在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问题讨论会（西安）、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讨论会（广州）、雨果诞生二百周年纪念大会（北京）及雨果文学创作讨论会等。

　　我在任期间，法国文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与学术会议专题性强，在学界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因而法国文学研究会也就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团体，获得了“有学术活力”“有学术生机”的佳誉。法国文学研究会还往往在专题学术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专题论文集公开出版，如《荒诞文学论文集》《存在主义文学论文集》等。当然，这一切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业绩，不过，对于我来说，却殊非易事。无行政与人力资源可征用，无助手秘书前来相助，凡事就得自己动手，何况我天生没有坐享其成的命，喜欢事必躬亲，总觉得自己来干更为放心。每组织一次学术活动或一次学术讨论会，先设想出主旨、主题与创意后，再联系合作单位，邀约学界有分量有水平的学者同人前来赴会，为此，自己要拟出通知和邀请函，而为了使得学术会议能做到有的放矢、言之有物，又经常要拟出与讨论问题有关的范围与论纲，以便受邀者事先胸有成竹、有备而来。

　　特别令人“没辙”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我而言，在书斋里做学问，只需有书籍与纸笔就够了，但要搞学术活动，特别是要搞学术讨论会就必须有大量的经费，但研究会基本上要每两年才能争取到一笔经费，每次不过三五千元人民币而已。因此，要开学术讨论会，我们这个研究会就必须在外省市找一个高等学校的有关院系作为合作伙伴，我方有“京字招牌”与卓著的学术名声而苦于“囊中羞涩”，对方却有大宗学术经费而正求提升学术地位与名气，两方优势互补、一拍即合，法国文学研究会与西安外国语学院、长沙铁道学院、广州中山大学等单位就存在文学、荒诞文学、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等专题开展的学术活动就是这么搞起来的。这也是法国文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大都选在外地召开的原因。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