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不能算是冯至先生的学生。我在北大学的不是他那个专业，我没有听过他一堂课，他的三大“绝学”——德国文学译介、杜甫研究与抒情诗创作，我都沾不上边，甚至知之甚少。

　　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我又的确是冯至先生的学生。我一进北大西语系，他就是我们的系主任。我出了校门，分配到研究所工作，他不久也调离了北大，来到文学研究所（1964年改为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所长（1982年辞去所长职务，改任名誉所长），他是我个人科研工作的直接领导者。

　　在北大时，系主任一个学年同全系同学大概只正式见一两次，那都是在典礼上和重要活动上，不外是讲讲话。冯先生的讲话，给人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当年西语系的学生，恐怕今天还能记得起来。他并不善于演讲，从不长篇大论，也没有什么“起承转合”“布局谋篇”，更没有抒情、煽情之类的词句与表达方式，看不出是鲁迅所赞赏的“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讲的都是一般性的道理，都是常理常情，甚至是一般人的老生常谈，他绝不追求个性的表述，可是，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系主任，他对学生进行训导时，能不讲点一般性的道理吗？不过，他讲起来，却完全沉浸在这些人云亦云的道理之中，特别认真，特别真挚，似乎不是讲出来的，而是从内心流出来的，头还轻轻地晃动一下，似乎有点沉醉，加上他声音特别柔和，带有明显的颤音与感情色彩，有时还将有的词语重复一下，不是在强调，而似乎是自己在体味、咀嚼，同学们对此还是颇有好感的，至少觉得他没有丝毫道貌岸然、板起脸来训人的样子。正是在同学们这种普遍的亲切感中，西语系发生了下面这么一件事。

　　一次，系里开师生联欢会，那是在一幢古色古香的教学楼的小礼堂里，气氛十分轻松热烈，是1950年代初到中期那一个特定时期宽松大环境的典型产物。节目都是师生们自己的“玩意儿”，其中最使大家觉得有趣有味的，是一个相声节目，表演者是我们法文专业高年级的两个同学，其中那个主要的，是一个“猴精猴精”的青年，平时老穿一身港式服装，一说话却是一口京油子腔，而且特别能“贫”能“闹”，周身充满了喜剧气味，他们表演的节目就是模仿冯系主任对学生的一大段讲话。毕竟是学法兰西文化的学生，颇沾上了法国人“自由、平等”的调皮劲儿，又学得了一些西方的幽默情趣，段子编得十分有趣，逗笑却又“谑而不伤”，声调与动作的模仿则基于长期的观察，因此表演得惟妙惟肖，逗得大家笑声不断，多次鼓掌助兴。那个节目虽然内容与表演都不无夸张，但至今我觉得并无恶意与不敬，在我看来，就有点像丰子恺画爷爷奶奶辈人物的漫画，或者像顽皮的孙子爬上了爷爷的膝头去扯他的白胡子。冯至先生就坐在前排，看着眼前这一出喜剧，面上并无尴尬之色，倒是带着一种憨厚宽容的微笑，当然，因为不好意思而有一点面红耳赤。总之，这个场景充满了善意、平等、轻松、亲和的气氛，至今仍是我对北大西语系生活的最为美好的一次回忆。

　　在研究所工作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几乎一直是在冯至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是因为：我一直是所重点项目的负责人或主要承担者，这些任务都是由所长直接过问的，如1964年周扬提出外国文学研究所“生死存亡的大事是能否编写出大部头的文学史”后，我被任命为《欧洲二十世纪文学史》编写组的学术秘书，操持日常工作安排；后来研究所正式恢复业务工作，筹备与创办全所性的学术机关刊物《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任务，也落在我头上。所有这些都是直接由冯至先生领导。而在正式恢复业务工作之前，我邀约两位同道开“地下工场”写《法国文学史》，也是主动争取冯至先生的关怀与认可。

　　又如，1978年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上我的长篇发言《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对“日丹诺夫论断”提出了全面批评；在外国文学所当时的机关刊物《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上连续三期组织开辟专栏“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1981年，我又推出《萨特研究》一书，全面介绍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与文学业绩……这些在外国文学界有较大影响的事情都是在他的关心与支持下完成的。

　　由于业务工作，我到冯至所长的家里去过两三次，有幸亲眼看见了他书房里的情景。

　　冯至的书房是我见到的最典雅、最精致、最整洁、最质朴的一个。明窗净几，一尘不染。两大排高档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整套一整套外文书的精装本，内容丰富，色彩缤纷。洁白的墙上挂着茅盾书写、赠送的一个条幅，除此之外，别无任何装点。窗前一张大书桌，桌面上由两个书档夹竖着为数不多的几本文化学术书籍，几乎全是外文的，随时间的不同而有所调换，一看就是他近期关注与研读的书。一次我去他家时，他书桌的书档中夹着几本精装外文书，却有一本橘红色封面的中文书赫然在目，书脊有几个清晰的字样“萨特研究”。

　　冯至担任研究所所长的二十多年间，虽然我一直是他领导下的一个研究室的“头儿”，但每当开所务会议时，我经常是远离中心会议桌而坐在门口，我总觉得自己既无庙堂之志，就尽可能不要有“登堂入室”之态，只求实实在在做出几件事就可以了，因此，我虽与冯至先生具体业务关系很多，但我与他之间的关系并不近乎，而总有着相当一段距离，这可能就是庙堂内与庙堂外的距离。我心里一直非常清楚，我那些年里做成的一件又一件的事情，都是以他的存在为重要客观条件的。他的宽容与支持成全了我，我感谢他。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